【编者语 管家那些事儿】

管家那些事儿

本期我们做的是富豪的“私人管家”专题，却让我想到了历史中似乎无关的几则故事。

几个月前，李敬泽出了本书叫《小春秋》，虽也谈历史、唱大戏，却不像那些个长袍马褂者，教人怎么去学权谋、变聪明，他讲的是“春秋”里的“老实人与天真汉”。既然不能唇红齿白乃至信口雌黄地教人“成功学”，那么他比不上那些讲国学的主儿追随者众，是必然的，好在哥本来说的就不是热闹，哥说的是寂寞，是雨过河源，披发孤独。

李敬泽眼里的春秋时代，人不是那么聪明，他们的脑袋瓜子不是那么灵，肉身也不是那么要紧，动则可以授人以头颅，静则可以老死江湖，视权力钱财如粪土，但他们“强大、奔放、勇猛”，他们是丛林中的猛犸，或可敬，或可笑，但基本都可爱。

在那个时代，身居高位者可以是巨人，带剑者可以是巨人，连孱弱的门客、仆人都可以是巨人。

最近，曾经一度在《无极》里想把自己整得像个聪明人的陈凯歌，推出了《赵氏孤儿》。“赵氏孤儿”这事儿就发生在春秋那个巨人行走的时代。无论是在《左传》、《史记》中，还是在元杂剧中，《赵氏孤儿》展现的，都是在血腥的暴力下，那些有关信守忠诚者的故事，这段历史的壮烈与壮阔，只有荆轲刺秦那一章或可与之媲美。中国历史深处的残暴从来就是不具有美感的，帝王将相热衷杀戮也倒罢了，他们本来就多视民如草芥，很少视人如伤；升斗小民也不得崇高劲儿，在荒年为吃上一顿肉率相易子而食，也是常常发生的。—赵氏孤儿倒是为残暴注入了一些道德理想的色彩：程婴为保全主家赵氏一门孤脉，将自家的娃娃去送了死，这种用亲骨肉来成全忠信之名、公而忘私的做法，展现了巨大的情感张力：试想一下，在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把自家孩子当小皇帝的年代，谁还会舍得孩子去套狼？谁还会如此这般地去“大公大义”？那种“神圣的美德”值得追求吗？再有，程婴自家娃娃的人权有人问过吗？他爹做出取消他的生存权的时候也不跟他商量商量？—如此一问，立即可以显得古人是多么地一根筋，我们是如何地聪明。

无疑，《赵氏孤儿》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出重头戏，连一向认为中国太多“团圆之趣”的王国维老先生， 也在《宋元戏剧考》中抬举它“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且不说有程婴易子立孤的“义举”足以震撼人心，当就是赵武一出生就身负复仇之责任、被命运所诅咒的哈姆雷特式悲剧，就足以让人去想象他那种“披发孤独”。可是，从《无极》的聪明开始变得有了一些可爱的笨拙的陈凯歌，在面对赵氏孤儿这样一个“老实人与天真汉”的题材时，依然是显得有点暧昧、进退失据的：我想，他在拍摄时，他的内心一定被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所充满、感动， 但一方面他。他既自己不信，也不认为现代的观众会信，所以，他让葛优（程婴）担当了复仇的角色，而非信义的角色。杀子之恨超越了信义之托。

陈凯歌用现代人的聪明劲儿，瓦解了赵家门客程婴的忠仆形象。

但事实上，程婴的忠仆形象在历史上又并非孤例。2007年初我去山东曲阜寻访“孔子世家”，就多次听到孔门“中兴祖”孔仁玉的故事：五代残唐时，圣人孔子嫡传之家发生了一桩血案：孔府的仆人孔末有一晚杀死了孔子嫡传孔光嗣，并想连同其独子孔仁玉一同斩草除根，恰巧仁玉当时在乳母张妈妈家，孔末追至张家，张妈妈为保圣贤之脉，以自己的儿子充当仁玉，被孔末所杀，而仁玉得以苟全性命。仁玉长到十八岁，向后唐明宗禀明孔末乱孔的真相，皇帝明察后，治孔末弑主、夺爵之罪，并恢复仁玉孔氏嫡传之位。

张妈妈无疑也是一位程婴式的忠仆，他们惊人地相似，都用自己娃娃的性命，来成全了一种等级社会中理想的主仆关系。

程婴这事儿放在今天，作为观众和读者，我与陈凯歌一样也不太相信（但不相信是不是就该“躲避崇高”或者瓦解“伪崇高”，那是另外的话题）， 因为我们都变聪明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如今的社会相对而言，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大的情感冲突张力了，人与人之间不再是那种隶属的主仆关系了，即便是有钱的豪富之家，他们与管家、佣人之间是一种契约型的合同关系，他们只需要遵守各自的分际，按照职业规则来行事就可以了。

从死忠效命，到提供优质服务，从需要抛头颅、洒热血，到帮着主家买游艇、私人飞机，管家的职业，完成了现代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