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纯净的蓝——戛纳60年

戛纳电影节对纯粹电影艺术的坚守虽然在商业风雨中飘摇，60年来金棕榈仍是电影人在艺术追求中最重要的奖赏。正如那片举世闻名的棕榈海滩和纯净海水，戛纳为世人提供并保护了那片接近纯粹的蓝。

1956 年5 月2 日，女演员Francoise Fabian, DianaDors，Colette Fleury 在戛纳电影节上

　　在最新一部憨豆电影里，这个愚笨的英国人把他法兰西蓝色海岸之旅彻底变成了电影之旅。他破坏了战争片外景地，冒失地闯入戛纳电影节奢华的首映礼现场，将自己粗糙的DV“实验作品”剪辑进让观众发闷的首映作者电影《重放》里，让后者成为了杰作，导演加冕为大师，女配角转正成女主角，最终憨豆自己也如愿以偿地享受了最漂亮的沙滩。
　　这部《憨豆放大假》也可被视为戛纳电影节60周年的第一部献礼片。沙滩美女、奢华商业味与艺术电影、大师情节并存，偏好的战争题材也锐意革新。这些透过憨豆先生的眼睛看到的事情在戛纳60年的岁月里真切地存在着，在发展中不知不觉塑成了戛纳的性格。

1983年第36届戛纳电影节海报

大师主宰戛纳，戛纳成就大师
　　稍资深一些的影迷看到戛纳今年的候选片目后，会产生一种轻松的兴奋感，那长串的导演名字几乎没有不认识的：福特·科波拉《没有青春的年轻人》、库斯图里卡《答应我》、卡洛斯·绍拉《法多》、王家卫《蓝莓之夜》、姜文《太阳照常升起》、侯孝贤《红气球》……看来，戛纳早已为那些功成名就的大师们订好了丰盛的六十寿筵。
　　在过去60年里，戛纳塑造了这些大师，他们也影响了戛纳。
　　戛纳本该67岁，本该作为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威尼斯电影节分庭抗礼的民主力量而出现在1939年9月1日。结果大家都明白，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威尼斯电影节颁出了两个墨索里尼奖：里芬斯塔尔宣扬德意志人种运动之美的《奥林匹亚》以及墨索里尼儿子制片的《阿布斯·麦色阿斯》；那一年，早已成为大师的美国人约翰·福特拍出了《关山飞渡》和《少年林肯》、威廉·惠勒改编了《呼啸山庄》、乌克兰人杜甫仁科拍出了《肖尔斯》、嘉宝在《尼诺契卡》里笑了、雷诺阿反映法国社会思想危机的《游戏规则》更成为未来新浪潮的范本，而他们本该成为戛纳电影节的第一批大师。还是在那年，法国文化部首次颁发了对电影制作不同方面的五个奖项，卡尔内的《雾码头》击败了杜维杜尔的《穷途末路》，成为最佳故事片，或许《雾码头》本该成为第一部金棕榈电影；那年的奥斯卡给了卡普拉的《浮生若梦》；年底，《乱世佳人》降生。
　　戛纳只能拖到战后去诞生。1946年，法国以每年100部产量在战后第一年的欧洲电影工业中高居榜首，与此同时，为偿还美国为其付出的战争债务，法国总理布卢姆与美国国务卿伯恩斯签订了放弃进口配额制的协定，沦陷期间看不到的美国电影全涌了进来。为保护本国文化，从电影界到群众，法国开始了电影自救，这也使得法国从战后至今日的WTO，都成为在文化领域反美的急先锋。
　　难产的戛纳电影节终于诞生在1946年9月20日。因为电影人争取配额制的斗争背景，戛纳从一开始就有着区别开好莱坞和奥斯卡的明显气质。第一年，有来自19个国家的电影参赛，获当时最重要评委会特别奖的作品来自克雷芒，《铁道之战》以纪录和剧情交错的史诗故事，成为战后被首推的电影作品之一。同时在戛纳获奖的其他片子还包括罗塞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比利·怀尔德的《失去的周末》，他们俩与当年在其他影展上受宠的德西卡、伯格曼，一同成为战后电影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师。
　　戛纳将年轻导演最大批量地塑造成大师是在1959年5月4日。这一天，作为那届电影节收尾片的《四百下》不但夺得了金棕榈奖，更开创了一个叫做“新浪潮”的时代。从此，特吕弗、戈达尔、夏布洛尔、侯麦、雅克·里维特、瓦尔达、阿兰·雷奈、路易·马勒等一批同龄人开始引领青年电影文化。几十年间，他们频频出现在戛纳的红地毯和颁奖礼上，如今，不论是否在世，他们都成为影迷顶礼膜拜的大师。
　　当你膜拜戛纳那些大师同时，又会对它报以怨怼，说它不给年轻人机会。而冷不丁的，它又给你一个惊喜，以一些新举措新奖项甚至金棕榈大奖的厚礼，告诉全球影迷，我们关注着一切。于是，除竞赛单元、一种关注和展映单元外，1962年又多了国际影评人周单元；1969年为“发现和展示发展中国家青年电影导演的最新成绩以及值得关注的电影现象”而开设了“导演双周单元”。也正因评委眼光并没有局限在那时大师们的耀眼光环上，我们幸运地没有错过林赛·安德森的《如果……》、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汽车司机》、库斯图里卡的《爸爸出差时》、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和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

1967 年5 月戛纳海滩

商业洪流与艺术大坝并存
　　大师崇拜与艺术气质并不妨碍戛纳对商业化孜孜不倦的追求，从1939年戛纳被法国文化部瞄中那天开始，它就注定不再只是一个供巴黎人夏天来垂钓的小渔村了。战后，电影节艰难起步后就沦为电影业内人难得的聚会派对，参展的不少影片晦涩难懂，随后的1948和1950年就因资金入不敷出而停办，几近夭折。而且，截至1955年，评委会11人几乎全是法国人，这让外国参加者很不满。为了电影节可持续的发展，主办方开始拉赞助、做广告，移到5月份举行的电影节也越来越像广告展示摊和旅游产品博览会。从戛纳开始，以电影带动地区旅游发展，也列入了其他有电影节城市的经济计划，柏林、卡罗维发利、布鲁塞尔等已经有电影节的城市纷纷以此打出旅游名牌。
　　1953和1954年，跨越多个领域的艺术家让·考克多成为了戛纳电影节主席，他坚持电影节的真正意义是“一次心灵与精神的约会”，认为电影节不该只是“推销奖项和制造约会与交易的地方”。他严守“宁缺勿滥”的苛刻原则，在1953年只发了一个奖给乔治·克鲁佐的《恐惧的代价》，而1954年的奖则给了日本人衣笠贞之助的《地狱门》。从此，戛纳的评奖即便不再那么苛刻，也在全世界树立起了一个电影艺术质量的绝对高度，似乎选择了戛纳电影便能代表一个人的视觉品位不错，两片棕榈叶的图标更成为影迷们购买音像制品时的质保标签。
　　碧姬·芭杜艳光无限亮相戛纳海滩、玛丽莲·梦露挺胸微笑吸引来上百聚光灯、苏菲·玛索连连在红地毯上尽情走光……从1963年，希区柯克在发布会上把一只蜂鸟放在手指上并在观众面前放飞“群鸟”开始，明星们在戛纳舞台上的作秀成了电影节不自觉的必备节目。娱乐精神在那个青年文化蓬勃汹涌的1960年代渗透进戛纳的躯体，旅游者和摄影师们早早守在红地毯和海滩上，等待着大明星们不时泄漏点春光的惊艳场面；片方和电影公司租下昂贵游艇，在地中海彻夜狂欢；组织者和城市旅游局准备好花车和香槟，以奢华的姿态等待着消费的大幅度提升；各地片商在各个私人酒会谈论投资意向和发行渠道。戛纳的人气从此急剧上升，超越了威尼斯，成为了全球第一电影节。1963年的金棕榈大奖颁给了意大利人维斯康蒂，早已脱离贫苦新现实主义观照的他拍了一部奢华的古装宫廷片《豹》；同一年，影史上最昂贵的作品也诞生了，那就是《埃及艳后》。
　　一方面，戛纳作为时尚之都巴黎的后花园，抓紧在每年5月成就着自己国际第一时装首饰大展台的地位，让明星受瞩目、让记者有事做、让游客饱眼福、让商人发大财；另一方面，像让·考克多这样的艺术理想原教旨派分子也层出不穷，他们反对商业时尚，却也制造了先锋，并在下一年被涤荡成新一轮的时尚。商业是戛纳那股不可逆转的洪流，艺术是河流上那座岌岌可危却又永远有义工维修着的水坝，它保证着这个时尚五月里那些作品的艺术价值。

2006 年商业片《达芬奇密码》在戛纳电影节的宣传装置

社会生活与历史追述裹搅
　　1969年，全球青年都在进行着各自的“文化大革命”，西方世界的小孩惟一可做的事就是戴上花环、唱着民谣、反对越战。那一年，诞生了伟大的嬉皮电影《逍遥骑士》；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成为了后世永远追忆的乌托邦；戛纳把金棕榈给了英国自由电影运动的旗帜人物林赛·安德森，获奖作品《假如……》。
　　电影作品来源于社会生活，任何电影节从展映到评选都脱离不了那段时期的特定生活。反战、嬉皮、婚姻危机、欧洲一体化和情色文化也都纷纷成为包括戛纳在内的各大电影节的主旋律。
　　1970年，《女生报告》成为了德国最卖座的影片，并发展成为系列片，这标志着1970电影情色时代的全面到来。到1974年，戛纳海滩已经变成了天体者的乐园，帕索里尼表达色情爱好的《一千零一夜》夺得评委会大奖，电影市场搞起情色电影展，各个影院不时传来引人入胜的呻吟声。《洛奇恐怖秀》这种午夜场电影里那些超现实的色情暴力派对也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1980年代初，艾滋病的突然到来，让情色电影惊慌失措地从银幕上逃开。戛纳在这时跟上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关心着美国人的越战综合征(《出租汽车司机》1976、《现代启示录》1979或是美国梦的追寻与破灭《得州巴黎》1984)。
　　在西方世界的生活不具备共性那些年，金棕榈要么旁落亚洲地区，要么攀上历史文学题材，要么关注个人情感。1986年的《传教》说美洲殖民岁月、1988年的《征服者佩尔》讲19世纪北欧移民、2002年的《钢琴师》关于波兰犹太人、2006年的《风吹稻浪》回忆爱尔兰共和军。

政治文化和经济霸权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戛纳电影节的举办延期了7年，于是戛纳把第一届（1946年）的评委会大奖荣誉给了战争影片《铁道之战》，随后它便开始了与战争题材和政治文化的恋爱史，当然它们之间的亲热关系并不如充斥着政治抗议的柏林电影节。关于意大利人同纳粹斗争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关于朝鲜战争的《陆军野战医院》、讲述水门事件的《谈话》、表现南斯拉夫内战的寓言《地下》纷纷成为戛纳电影节的宠儿。
　　戛纳电影节更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出名的当然是在1968年，法国左派“总立场”号召电影工作者大罢工，要求电影业实现激进的民主化。5月份，索邦大学和法国电影资料馆开始了“反马尔罗，捍卫资料馆”的示威游行，随即演变成为学生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五月风暴”。一切就像电影《梦想者》中那样，戈达尔和特吕弗带头对同时期的戛纳电影节发难，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评委纷纷辞职，最终那年的戛纳电影节停办了。戛纳最早的贵客卡尔·德莱叶就在这时去世。因为电影节停办，戛纳错过了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特吕弗的《黑衣新娘》和《偷吻》、维斯康蒂的《纳粹狂魔》、帕索里尼的《定理》、索拉纳斯的“阿根廷解放电影”《燃火时刻》等众多载入史册的名片，但电影人放弃荣誉的同时赢得了被后世如英雄般地膜拜。
　　1969，因为苏联政府阻挠，塔可夫斯基作品《安德烈·卢布廖夫》被禁止参加戛纳电影节。但它还是拿到一个非竞赛性质的“国际影评人大奖”，之后这部在苏联被禁的电影在国外持续放了4年多。
　　而1989年，在戛纳一场电影业研讨会上，威尼斯电影工作者努里·伯兹德却表示：“电影市场审查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国家审查，西方超级大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发行的阻碍已经超过了本土的政治审查”，这种经济上的“禁令”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电影人们真正头疼的事情，它们在本土银幕上被好莱坞电影赶走，在西方世界银幕上更难觅踪影。如何传播多种文化的电影也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戛纳电影节主办方关注的问题，于是，我们在近20年的金棕榈阵容里见到了来自新西兰（《钢琴课》）、希腊（《永远的一天》）、南斯拉夫（《地下》）和中国（《霸王别姬》）的电影作品。华语电影的势力在蓝色海岸也越来越强势，2000年，姜文的《鬼子来了》、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和杨德昌的《一一》纷纷在戛纳捞到各自的奖项，华语电影满载而归。
　　作为金钱环绕着的蓝色海岸，影迷要集中注意力才能排除那些越来越喧嚣的绯闻干扰，发现电影艺术的真正魅力。它在铜臭背后始终还保有自己耀眼的法兰西浪漫生活光泽，这也是《憨豆放大假》结尾时告诉我们的事实：憨豆终于看到那片干净蔚蓝的海，大步穿越拥挤的街道和广告牌，走上惬意的沙滩，和所有怀着电影梦想的人们一起唱起法兰西的赞美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