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专造”，让一部分人先当起“皇帝”来

它们专为巨富制造

白地青花牡丹蟠螭纹花觚

粉彩八宝纹折沿盘

粉彩梅雀天球瓶

粉彩云福纹将军罐

牡丹纹缠枝青花大碗

　　瓷器如女人。都精致、漂亮而易碎。
　　女人越老越不值钱，瓷器却是年头越久越受人追捧。
　　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故宫，这里曾经环肥燕瘦，粉黛三千，她们从民间被进贡于斯，为帝王之家所专享。
　　而那些出自民间匠人之手的瓷器，也被收藏于此，它们美轮美奂如女人。
　　同样的，它们也与那一代一代的白头宫女、王族贵妃一样，都终生打上了帝王的烙印。
　　这不是奴隶的烙印，而是尊贵的徽章。如今，一批限量版的瓷器，因打上了“故宫专造”的徽章，而被估出了天价：胭脂紫彩鹿头尊、粉彩九桃过枝大盘、粉彩梅雀天球瓶、色胎荷花浮雕缸、牡丹纹缠枝青花大碗、白地青花牡丹蟠螭纹花觚、青釉双鱼形瓶、紫地轧道粉彩勾莲纹梅瓶等11款、每款只有9件的高仿现代瓷器，标价2800万。
　　它们不是古董，却有着与古董一样的身价。它们是“假”的，但假得跟真的一样贵。
　　在这批拥有“故宫专造”红色印章的陶瓷身后，站立着一群国内顶尖的陶瓷权威专家和工匠，他们组成了一个“故宫专造专家组”，王锡良、秦锡麟、王恩怀、刘远长、何炳钦、熊钢如
　　个个都是中国著名的工艺与陶瓷艺术家，每个人都拥有独门绝技，难怪有人说这是“陶瓷界的国家队”。而这次被选出来复制、专造的瓷器，仅仅是故宫35万件瓷器藏品中的11款。
　　故宫专造专家组在《故宫专造之旨趣》中写道：“故宫专造精品瓷器，专注历史文化精品之艺术造形与神韵，而其烧造工艺则融古今技艺之长，并非一般意义之仿制。乃是古、现代结合重现精品，不计成本，千挑万选，每款只得数件，供方家同好鉴赏，收藏”
　　“这的确是中国陶瓷界的大手笔。”大家仝观机构的总经理刘学江，是这次陶瓷专造的参与者与推动者之一。两年前，故宫博物院与大家仝观推广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旨在用故宫博物院的学术与艺术资源，加上景德镇千年的陶瓷制作工艺，精炼出具有现代意识与文化审美的新陶瓷，弘扬传统文化。
　　故宫博物院这次明确的态度是：故宫专造不做高仿，只能烧造体现当代审美水准与制瓷技术成果的作品。
　　在刘学江的眼里，“故宫专造”四字象征的是一种至高的学术标准与信誉认可。
　　“能有机会参与推广具有中国传统元素，体现当代制瓷最高水平的故宫专造品牌瓷器，真是令人激动。”刘学江这样表达他的心情。
　　虽然，景德镇现代制瓷技术已比古老工艺更为先进，传说中的72道制瓷中许多工序在机械与电脑面前，变得更具可控性。但“故宫专造专家组”的成员邱含先生还是坚持认为：“人的因素相当重要，每道工序背后，绝对有一名业内高手站在那里，否则不可能烧制出最好的现代艺术瓷器。”　　
　　事实上，比自成体系与工艺标准更强大的是景德镇千年形成的陶瓷文化。它的每道工序和每个作坊，背后都是一个家族故事。这些家族故事都与景德镇命运息息相关，而景德镇的命运又与紫禁城唇齿相依。
　　景德镇的辉煌从元朝开始，明清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逝去，景德镇也进入了低落期。所以，故宫专造专家组把这次的举动称为“紫禁城与景德镇的再度联袂”。
　　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专家吕成龙说：“元、明、清三代的景德镇陶瓷精品，现在大多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35万件陶瓷中，元、明、清景德镇官窑产品占90％以上。”
　　至今，研究陶瓷史的人必去景德镇，而考古学家则必去故宫博物院，二者相依为命，相辅相成。
　　

青釉双鱼形瓶

色胎荷花浮雕缸

胭脂紫彩鹿头尊

影青洪福齐天折沿盘

紫地轧道粉彩勾莲纹梅瓶

一件瓷器的曲折命运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的鼎盛，都与其国家的兴衰有关，瓷器也不例外。”故宫专造专家组成员、著名的陶瓷艺术家邱含说。
　　在封建王朝时期，陶瓷兴盛不仅依赖国运，还要依赖帝王个人的喜好。
　　明朝的永乐和宣德的瓷器，无论审美还是艺术价值都是最高的，因为这几朝的皇帝才华出众，能写会画，拥有较高的鉴赏力。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如此，三代皇帝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尤其是雍正，他在陶瓷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对每件陶瓷的绘画、落款、用色等细节都要过问。
　　官窑制度的显著特征便是，宫廷统一制出纸样、木样或者漆样，要么直接把前朝的瓷器真品拿到景德镇，然后派出专门官员前往督造，景德镇的御窑厂严格依据宫廷样稿，选用最优秀的工匠、最上乘的材料，不惜血本精工细作，最后再从众多的成器中挑最好的几件运回北京。
　　而无缘进京的瓷器，就只有面临粉身碎骨的命运了。
　　如此严苛的程序，让制瓷成本相当高，常常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吕成龙先生查阅的资料显示，明朝一件瓷器的平均耗费为一两白银，这对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花费。
　　这是在皇帝亲自掌控下才制造的瓷器。为了造出一件上等的瓷器，不惜工本，宫廷出样，那些造型典雅、纹饰优美、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的瓷器背后，是无法计算的财力和人力的结晶。
　　那些瓷器中的精品拥有高度的专属性，仅为帝王和他的后妃们享用，若民间擅自生产，违禁者轻者流放，重者杀头。
　　康、雍、乾三朝创制的珐琅彩瓷器，产量不多，因皇帝过度喜欢，深藏于宫中，从未赏赐于人，故民间仅是耳闻。
　　乾隆去世后，内忧外患，瓷器业自然开始走下坡路。鸦片战争后，国力虽衰，但景德镇的官窑从未停止生产，还在光绪年间回光返照地制造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专为慈禧烧制各种精细的用瓷。土耳其苏丹王结婚时，清政府以光绪皇帝名义赠送了一个高达1米多的青花大瓶。
　　此后的景德镇，从清政府倒台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除了在民国时期还有过“珠山八友”的新作品，再也没有创造过具有新时期特征与现代意味的陶瓷艺术了。
　　民国时期，除生产日用陶瓷，还大量烧制仿古瓷器，范围广、数量多，不仅仿制历代名窑陶瓷，还曾出现民国后期仿前期的瓷器，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的白瓷；仿宋代汝、哥、官、定、钧五大名窑瓷器；仿元明清的青花瓷。
　　解放初期，景德镇变成了一个以生产日用瓷器如餐具、茶具的大型加工厂，也少量生产具有独创性质的艺术瓷器。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的进入使其品种更为复杂，日用、仿古但就是没有太多具有时代特征的精品。
　　在一次陶瓷界的会议上，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向现场的专家学者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瓷器代表是什么？”
　　三年后，故宫专造瓷器的艺术与工艺标准开始酝酿建立。
　　故宫专造瓷器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完全秉承了官窑制度的苛严性，从用料到工匠都是精挑细选，在故宫博物院和景德镇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历时两年，耗费巨资，经反复试制方得数件。对于故宫专造瓷器的推出，吕成龙的观点是：“从历史的经验和角度，要想让中国艺术陶瓷有活力，最重要的是创新，没有创新，它就可能走进一个幽暗的死胡同。”当然，他所说的“创新”，不是无缘无故地创新，而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毕竟，古代留给我们的东西毕竟是少数，不能每个人都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