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白搭了，时代的列车
按说个人的运命与历史的波涛当如舟在水上，载沉载浮，节律与幅度协调一致才对。然而事实似乎并不如此明快，普通人的生命脉动也远非历史刺激下的膝跳反射—你敲一下，它就跟着跳一下。我们看到的情景倒常常是 ：尽管政治、经济、社会的外在引力相当强大，凡俗生活总能想出办法继续绕着自己的中轴悠悠地自转。只强调公转，未免陈义过高 ；只知道自转，则是着眼太浅。赵良骏导演的《老港正传》，或许算得上是典型的“公转片”—从具体一点的角度说，是香港围着大陆转；从抽象一点的角度说，是个人围着历史转。
拍电影，假若一门心思奔着反映“大时代”去，最终往往落得这个结果：就像准备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妇去赶火车，男的倒是顺利地跟随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了，女的却给丢在了月台上，而“戏肉”往往是在后者。《老港正传》的情节设定与人物构思正是如此：本来油是油，水是水，历史是历史，个人是个人，非要把油和水搅浑了，要让它们融合得紧密些，可观众看完之后发现，静下来的油和水仍在慢慢分离。
黄秋生扮演的左向港，也许叫“左向中”更准确些，因为他一辈子心怀祖国，心脏一直在左边跳动。在香港，“左派”作为历史的真实产物，其存在有着充足的条件与理由。但是，左向港这个角色何以成为一个“左派”、又何以终身坚守“左派”理想，却缺乏必要的前提。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左派”小组活动中他那“狠斗私字一闪念”式的天真表白，我们实在猜不出他的牢固信念究竟从何而来—如果不是被手持大针筒的编剧直接注射进心脏的话。
即便是对“左派”抱有同情心理的编导，也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审视着自己取景器中的人物，好像左向港们在催泪瓦斯中坚持对港英当局的斗争都仅仅是热情之花而已，就算不是幼稚，也在历史后视镜里变得无法理解了。必须承认，热情之花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合理化的进程中确乎萎谢了，然而失败的结果并不能取消行动的必然性。对左向港的平面化处理，恐怕非但没给“左派”增光，反而将其弄成唐·吉诃德式的荒唐了。
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提出：“（香港）毛派的深层执著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这固然不失为一种解释，但在当时的香港，爱国绝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正相反，它是一种通过自我教育获得、通过自我激励维持的理性。《老港正传》将这种主动性抽空了，剩下来的就只能是靠提线拉动的空壳。
如果说，父亲左向港在抗拒的过程至少还与时代发生过积极的联系，那么到了儿子小港这里，只要用一句“命运的搬弄”就可以轻易打发掉了。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类遭际的可能性自然不能完全排除，可是它居然发生在这个生计已经多艰的家庭中，似乎只起到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的渲染效果。小港初打工，就赶上大陆老板被冒牌官员坑骗；改革开放后，小港到内地掘自己的“第一桶金”，也是干什么，什么出问题—开游戏厅，游戏厅被公安部门取缔；养狗，狗得了狗瘟死光光⋯⋯这类遭际的可能性自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一旦我们试着把香港人在内地创业时所遇到的挫折与这类意外等同起来，就会发觉，这些Deus Ex Machina欠缺最起码的说服力，只是将挫折的深层原因遮蔽了而已。
在表现香港人最“基本的本能”—无论有多难，都要努力活下去，而且要设法活得更好—这方面，电影是相当成功的。在某个刹那，我们似乎为百折不回的精神本身所打动了；似乎只要拼搏就好，拼搏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反而不重要了。然而，当我们看着郑中基扮演的小港在泥路、土路、柏油路上一次又一次地卖命奔波时，我们很难不去考虑，他的意志究竟指向了哪里。假若真如我所见的那样，它指向的只是赚更多的钱、住更大的房、外表看起来更像成功人士，那么在我们眼中，这种百折不回又如何超越本能的层次呢？
当小港和青梅竹马的阿敏以体面的都市白领装扮现身金紫荆广场，掷出象征希望的纸飞机时，我们的心理或许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或许会觉得他们这副派头反而不如并肩站在街头大声叫卖廉价T恤时的落魄样可爱了。假若我们想到，丧失左向港童话般的利他主义情怀，换来的只是中产阶级小富即安的保守心态，那么片尾的一片光明还能发挥编导预想的那种安慰作用吗？
导演为了反映“大时代”，有时索性把“日历牌”插到电影里去了：影评人列孚指出，《老港正传》穿插了如下电影的片段：《打金枝》（1960）、《泥孩子》（1975）、《少林寺》（1982）、《红高粱》（1987）、《混在北京》（1990）——而这些片段与影片的故事情节没有丝毫的有机联系，与影片的情感基调也没有丝毫的相近之处。同样有着反映“大时代”诉求的影片《甜蜜蜜》却能将邓丽君和她的歌曲熨帖地编排进故事的丰富织体中，相形之下，《老港正传》借用时代符码的粗糙与稚拙就有些让人难为情了。
事实上，拿《甜蜜蜜》与《老港正传》相比较，具备充分的理据。同样以香港的时代流转为背景，同样以大陆与香港的牵缠困扰为核心，而两造的成就相去甚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尽管整体上未脱通俗剧的多角恋情格局，《甜蜜蜜》却能与“大时代”保持适切的距离，在公转的同时，把自转的速率控制得恰到好处。
亚历山大·洪堡说过：“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是感到幸福还是不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应对生命中种种事件的方式，而不是取决于这些事件本身的性质。”时代的雷鸣电闪始终在那儿开摇滚音乐会，而个人的细雨微澜却可能只如琴丝轻轻震颤，若是《老港正传》的编导不把精神都耗在跟亚洲金融风暴、SARS什么的硬碰硬上，也许，左向港一家人的日子会幸福得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