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城：时间的对视

2007-08-07

徐喜先父子的照片并置，揭示了摄影术的确是消亡的象征，拍照片便是参与进人和事物的易逝以及无常当中去，世间万物在脆弱而不堪一击上是等量齐观的，只有时间才是惟一的、恒久的，有资格笑到最后的。

图／徐喜先、徐建荣文／姜纬

编者语：五十年前，徐喜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日后所拍的照片会是一份无比珍贵的关于上海城市变迁的影像文献。五十年后，他的儿子徐建荣在父亲曾经站过的地点又一次按下了相机快门。黑白照片里透出的沧桑和缅怀，与彩色照片里的繁荣兴奋重叠又对立。一个城市的消逝和重生，就在这两代人的眼里，凝固了片刻。

苏州河沪杭铁路桥(1975)

苏州河轨道交通3号线桥(2004)

人民广场(1987)

人民广场(2004)

　　上世纪40年代初，徐喜先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个奉帮裁缝，早年曾在现在淮海路附近的洋服店学手艺。徐喜先有4个妹妹1个弟弟，生活的艰辛使他从小感到了长子的责任。那年他13岁，有一次到江湾给弟弟买药。他回忆道：“弟弟得了顽症，父母心里焦急，我心里也不好过，所以这一天我所见到的大自然的阔大美景给我非常深的印象，我的心灵好像被撞击了一样，郁闷不畅的心情好过多了，我始终无法忘却这一刻。”
　　前程的茫然、住房的逼仄、亲人的病痛、生活的不易，诗文的熏陶和户外田野的风光景物给予他最为暖心的抚慰。他决意为自然景物做一些记录。1962年，徐喜先参加工作，在虹口区粮食局吴淞粮管所票证组上班，他发现那时兴起的“土地平整”运动加速了郊县自然景物的消亡，他心里着急。1965年他用差不多半年积余的60元钱买了台二手德国产相机，从此开始了他的记录之旅。这台相机没有跟随他多久。在生计和爱好之间徘徊的他，多次买卖相机。
　　1952至1970年，徐喜先和家人一起生活在虹口久耕里，最多时他和父母、弟妹、妻儿10个人住在约17平方米的房子里，后来才由单位出面经房管所分配给他吴淞路三十多平方米的住房。女儿出生后，徐喜先自己搭建了两个阁楼，其中一个当暗房用，大半地方人无法站直，临街，川流不息的车子开过时有震动感。夏天半夜室温也有38度，他在那里放印照片，挥汗如雨或呵气成冰地写下数十万字的游历记叙。
　　1970年代中期，他改行做了机修工兼电工，空下来时还要开吊车做装卸工，拍照片的时间完全是挤出来的。比如有时候天热，300吨绿豆需要抢搬抢运通宵作业，第二天的休息正好可以去拍照片。还有时，在宝山顾村乡谭杨村卸货，午饭后同事们乘卡车回单位，而他从蕴川路到盛桥到石洞口，走一下午能拍不少照片。在今天乘车尚不能顺畅到达的地点，徐喜先靠两只脚，走了一个遍。
　　儿女成家之前，即便搭了小阁楼，也总是不方便，大多数胶卷只是冲出来收好，印出来的只能是少数。他也想到过在单位里印照片，单位仓库是地下防空洞，足有400平方米大。他有几次晚上就睡在仓库里，电灯一关，一点声音没有，伸手不见五指，终于有天徐喜先突感恐惧，带着做了一半的照片跑了回家。儿女搬出去了，小小的住房总算有点地方可以安置放大机，所以大量的照片是他退休后的近几年间问世的。
　　一段时间过后，徐喜先的拍摄题材从郊县风光延伸到市区景物。徐喜先觉得该有个计划，上海太大了。于是他在河南路延安路口测绘局门市部花15元买了地图册，当时买这本册子还要凭单位介绍信。这本册子保存至今，上面非常详细地标明了上海地区各区各县各乡各镇的交通、景点以及历史背景，为他制定计划提供了方便。他往往会事先画好行走拍照的线路图，在拍摄过程中怕日后记不清日期和发生的情况，还相应做了笔记。整个80年代，由于生活艰难，买进卖出照相器材的情况还是频繁发生着。
　　就这样，到上世纪末，徐喜先拍摄了两万余张涉及上海城镇面貌、乡村风光、建筑道路、江河水系、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黑白照片，足迹踏遍上海各个角落，行程三万余公里，相关文字记录达五十余万字，其中的甜酸苦辣和坚毅执著历历在目。他曾自述：“我们生活中曾经经历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日后魂牵梦萦的记忆，感谢造化使人类发明了摄影术，使我们对逝去的光阴能有真凭实据的留念，否则，我们只能在梦中苦苦相忆。”
　　如今徐喜先退休在家，整理着那些伴随他数十年的照片和记录。他唏嘘不已：在那些外出拍照的日子里，他时常感受到日子过得很快，他镜头中的传统上海经历着不可逆转的没落。在奉贤道院镇，以前街上有十余家茶馆，热闹而闲适，人们工余饭后在茶馆吃茶，看河流行舟。如今再去，镇上老屋依旧，只剩下一些老人，青壮年都离开了，搬去新的规划区。他和老人们闲话，老人们流泪。徐喜先说等这些老人故去，老镇也就彻底消亡了，这样的情景每天都在上海的郊县发生着，他说起这样的人和物，感慨但无悲怨，只有一丝轻轻的忧郁和遗憾。
　　徐喜先早年一段时间要搭淞沪铁路火车采蘑菇，他还记得50年代末从宝山路到江湾车票是7分钱，到吴淞1角3分，这一条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铁路，到1987年底停止营运，他的镜头记录了这条铁路最后的时光：两旁逐渐蚕食过来的民居，一人高的野草丛，老式蒸汽火车缓缓驶来，而旁边人家一伸手就可以够到车窗。终于荒废了近十年的铁路旧址上如今矗立着轨道交通的高架。
　　在徐喜先的叙述里，还有一些生动有趣的事情，比如淳朴的乡民如何保存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奉贤庄行乡潘垫村，有座古桥，原名太平桥，在云水怒、风雷激的时代，“太平”两字显然不合时宜，危急关头，机智的乡民用凿子把凸出来的“太”字中的一点、“平”字中的左右两点凿平，变成了“大干桥”，政治上无比正确，也就保存了一座古桥，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和老人一同开怀大笑。
　　作为对照，徐喜先拍摄的黑白照片和他儿子拍摄的彩色照片并置在这里，同一个地点，相同的角度，父与子、传统相机和数码相机、黑白和彩色，戏剧化的场景中，是时间的流逝。
　　苏珊·桑塔格在其杰出的论述摄影的著述里这样写道：“摄影为世界设立了一种长期的看客关系，它拉平了所有事件的意义。”在一种二元论的世界观中，一边是落后、破败和陈旧，一边是进步、文明和新气象，每当这二者相对而立的时候，它们就同时被取消了本身的质地、血肉，沦为一对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观念，通过这种斗争和矛盾，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那就是与过去的生活全面决裂。在我看来，徐喜先父子的照片并置，揭示了摄影术的确是消亡的象征，拍照片便是参与进人和事物的易逝以及无常当中去，世间万物在脆弱而不堪一击上是等量齐观的，只有时间才是惟一的、恒久的，有资格笑到最后的。因为这样的“长期”，所以必然“拉平”，这样的并置绝不止于两代人，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照片见证了白云苍狗，见证了这缓缓降临的浩大的宿命。
　　徐喜先按下快门的时候，已回到了摄影的原初理想和本质：拍照的人看到的世界是已经发生、尽人皆知的世界，这世界等待着一个镜头张开让它凝固，从而见证了时间的无情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