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2007文学关键词

杨显惠提供的定西孤儿院老照片

☆关键小说

李建军（文学批评家）

    2007年的长篇小说中，我评价比较高的，是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花城出版社，2007年1月）。
    杨显惠的这部小说叙述的是，在1958年“大跃进”导致的三年严重饥饿中，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所遭受的可怕灾难、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牺牲。饥饿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正是饥饿把几乎所有的定西农民赶出了家门，让他们流离失所，让他们沿街乞讨，让他们暴尸荒野。在可怕的饥饿面前，我们看见了眼泪和哀求，看见了人性的脆弱和丑恶，但也看见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看见了被爱所激发出来的牺牲精神。
    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应该为所有死去的人、曾经受苦的人写一首安魂曲。”《定西孤儿院纪事》就是杨显惠写给那场大饥饿的死难者的安魂曲！

☆期刊

周昌义（《当代》杂志编委）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说过一句话：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这些年里，文学期刊做了各种尝试：封面、版式、纸张、内容改了；倡导跨文体写作，鼓吹行走文学，强调作家立场，注重故事叙述。可是，文学依然没有走出困境。文学期刊向市场的大突围基本上宣告失败，中国的报刊印数，没有权威机构监控，都是自言自语。为了蒙广告客户、蒙读者，都要稍微夸张一下。文学期刊也不例外。发行量只有三五百的，夸张十倍二十倍，不妨尽情地夸张。拥有一两万读者的，夸张就得有节制，因为再乘以十就没人信了。
    据我估计，《收获》、《十月》、《当代》的发行量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花城》、《钟山》、《芙蓉》、《小说界》在三五千以上，三两万以下。其他的杂志，只会更少。我对期刊的前景不乐观，我估计将来能够活着发财的只有《小说月报》，因为他们先打劫人家的作品。这些年发行量真正逆市上涨的只有《小说月报》，文学期刊死一家，他们的发行量就涨一节。

☆作品

章德宁（《北京文学》社社长）
    2007年的中篇小说可以说用繁荣昌盛来形容。中篇小说有上千部诞生，许多杂志在这一年推出中篇小说专号。可以说，中篇小说的整体水平要比长篇小说高。
    具体就作家和作品来说，中老年作家里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叶广芩的《逍遥津》，方方的《万箭穿心》，刘庆邦的《哑炮》，迟子建的《起舞》；年轻作家鲁敏的《风月剪》、《逝者恩泽》，薛舒的《阳光下的呼喊》、《鞭》，王棵的《随他去吧》、《归来》，徐则臣的《把脸拉下》；海外作家张翎的《余震》，袁劲梅的《九九归原》。
    就阅读印象来说，这一年国内作家的中篇小说没有特别优秀、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反倒是一些移民海外的作家，在创作上给我们惊喜，他们身处域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敏锐，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把目光投向上世纪的中国历史，以理性、深刻的艺术表达进入个人记忆、历史伤口，比如他们对战争、反右、“文革”给人造成的伤害的反复书写，让我深受感动。
    但在持久的阅读中，我感到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很多作品题材雷同，小说写作手法相似，语言枯燥缺乏生动，很多作家也写底层写现实，作品只复制了生活，缺乏真正的现实精神，没有对现实的真正关怀……

☆作家

邱华栋（《青年文学》主编）

    我对2007年的最深印象就是年轻作家的崛起。除了韩寒、安妮宝贝、郭敬明等这批被大众熟悉的作家群外，还有相当多的年轻作家在文学创作上展现了才华，在我看来，他们的艺术成就要远远高于前者。
    比如乔叶、鲁敏、王新军、田耳、王棵、于晓威、卢岚岚、徐则臣、张子东、马笑泉等人，这批年轻作家多是七八十年代出生，他们在2007年的表现相当活跃，翻开各个文学杂志的年度总目录，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在大多数文学杂志上可以见到。
    回头来看，这样的局面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初期有过；19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出现时有过；1990年代以后60后作家打着新生代、晚生代旗号出现过；1990年代末70后作家以青春残酷写作出现过。更难得的是，在一个网络写作盛行的浮躁商业环境里，这批作家脚踏实地写自己的作品，心不浮气不躁地坚持创作，真正热爱文学，写很难结集出版不赚钱的中短篇小说，非常难得。

☆年度最佳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我认为2007年中篇小说领域表现最好的是南京作家鲁敏。在这一年，她集中发表了一组中篇小说，而且每部小说的质量都很均衡、稳定。她的作品不仅艺术手法非常成熟，而且有宽阔的胸襟和气度。另外，从她发表的题材来看，无论是她写乡土、农村生活，还是写城市市民生活，她的表现同样出色。更难得的是，她非常敏锐地将乡土精神、现代生活、复杂经验，以简洁的形式，通过温柔、敦厚的写作，在狭小的空间里直达人心和灵魂，非常让人惊喜。
    现在的文学领域，那种恶狠狠、尖酸刻薄、穷凶极恶式的写作已经有很多了，而像鲁敏这样温暖、亲切、从容、典雅的写作太少了。可以说，她有成为大作家的气象和可能。

☆奖项

张英（南方周末资深记者）

    2007年，国家级有鲁迅文学奖；国家级以下，不管是像《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原创文学杂志，还是像《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这样的选刊，更有民间搞的诗歌奖，都颁发了各自的年度奖项。这些奖项里，有专家评出来的，也有读者选出来的。不难看出，在纯文学逐渐边缘化的今天，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制造热点，吸引社会眼球。
    在各种奖项里，争议最大的不是民间的奖项，而是官方的鲁迅奖。作为体制内公开玩的游戏，虽然鲁迅奖本身奖金不高，但各地都给获奖者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作为奖金，此外，该奖对获奖者在升职、职称等方面均有帮助。
    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居然颁出了32个奖，何建明、雷达、李敬泽、洪治纲4位评委同时成了获奖者。和以往一样，“跑奖”、“买奖”的传闻不断。面对媒体的质疑，作协方面并未作出有信服力的解释。

☆批评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2007年，有三种声音否定当下文学创作：一是5月份在湖北召开作家讨论会，出席这个会议的大多数是思想界的人士。他们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指责几乎是空前的，认为当下文学没有良知、当代作家没有良心等等，这个批评我觉得在我们文学评论界几乎难以称道。二是顾斌指责中国文学“垃圾”事件。我的朋友追踪过这个事件，顾斌说“我从来没说中国文学是垃圾，我只是说当代中国的部分作品是垃圾”。但在去年1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关于汉学的讨论会上，他又重复了他的看法说，“中国社会就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实际上还是否定了当下的创作。
    三是去年10月份左右，我过去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组织了很多人写了一篇文章，叫《给当代文学洗个脸》，他认为当前中国文学已经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不堪入目，这几个批评的声音我觉得是非常严峻的。但是我个人不同意对当下文学的这种否定。
    我认为，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判断，最重要的应该着眼于这个时代的高端。现代文学史的专家在评价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是关注于红玫瑰的三角恋爱，他们关注的是现代文学高端水准的作家。对现代文学着眼于高端作品，为什么到当代文学只看到红尘滚滚、肉欲横流呢？我个人认为文学经典的时代可能已经终结了。文学作为一个能够被大众接受，并且能够被大众认知的时代可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中国当下的文学起点非常高。
    就当下的文学创作来说，能够引起整个社会关注的，也是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比如说最近大家议论的底层写作，胡学文也好、李铁也好，他们能够引起关注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我当然不是说其他文体的作品就不好，作为长篇小说，我觉得百年来我们的长篇小说是很不成熟的。
    最近我和一些朋友聊天，谈到像《追风筝的人》这些小说，我们普遍认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跟西方还有一个漫长的距离。我们获奖的中篇小说，我觉得和发达国家的中篇小说几乎应该说没有什么距离，甚至我们说高一点也未尝不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否定当前创作的声音是不足为训的。我表达对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乐观的态度。同时，我也相信已经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和条件，在今后肯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外国文学

陈福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2007年我读到两本最好的翻译小说，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是大名鼎鼎的《我的名字叫红》，另外一本就是《追风筝的人》。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来说，今天的文学遭遇到的写作困难，其实西方在17、18世纪都遇到过。面对现实，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处在非常新鲜的经验当中，我们需要研究和学习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至少存在两种参照系：第一，内心经验的参照。作为生活的个体，我们每天要处理和面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是大到国际新闻伊拉克战争，小到我们身边很小的事。这都是我们文学经验生长的那些神经，我们如何归拢、如何把握我们自己的经验，这是第一个参照。
    第二，文学史经验的参照。幸好我们有许多文学经典作品，他们是如何解决这样的困难的？《追风筝的人》用那样纯净和简单的语言，用那种非常朴实的东西去呈现一个特别巨大的经验的时候，它对童年经验和成长经验的表达方式、处理，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底层文学

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07年最时髦的文学词语是“底层文学”。回过头来看，自从1980年代中期文学开始“向内转”以来，文学确实出现长期与社会脱离的倾向。2004年前后“底层文学”的出现，使当代作家再次大规模地面对重大现实问题，这当然是好事。
    现在的问题是，随着“底层文学”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从一种“异质叙述”变成一种“主流叙述”，不少作家赶时髦，希望以题材取胜，致使“底层文学”鱼龙混杂，文学性偏差。“底层文学”的利弊问题，从深层说，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如何抓住契机走出困境的问题。
    从刊物的角度说，还是个坚持自己的风格和定位的问题。如果像《当代》这样一类偏重反映现实的刊物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好的“底层文学”就不会上不来；而《收获》这样一类偏重艺术的刊物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尺度，文学性不够的作品就不会泛滥成灾。而在《当代》、《收获》以外的很多文学期刊，确实有开始麻木不仁、后来又追风赶潮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期刊一直处于一种不成熟的摇摆中。当年“纯文学”居于“审美霸权”的时候，现实主义受到压抑，包括一些著名的老作家都不敢写了，写了不好发。现在“现实主义”重归正位了，讲故事的潮流来了，注重先锋探索的文学又受压抑。这样的摇摆无论对于期刊还是对于文学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应该大家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如此文学才能获得健康、多元、平稳的发展。
    （本报记者 张英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