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悲不见替人来——悼念徐苹芳先生

【逝者】

清晨六点多，还躺在床上，叮铃的短信声格外刺耳，心中闪过不祥，拿起手机，果然朋友的短信上赫然写道：“徐苹芳先生五点四十分病逝”，心中悲涌痛遽，半天缓不过神来。虽然徐先生在黎明离去，对中国考古学来说肯定是黑夜。

前一天，友人电告徐先生住院，近两日昏迷不醒，可能时日无几。得到这样的警讯，正好星期一北京有会，马上订了机票，希望能在徐先生弥留之际见最后一面。虽然已有准备，但仍然没有想到竟来得这样快。

徐苹芳

几天后怀着复杂的心情走进东四九条64号，那个熟悉的小院。院内摆满花篮，并未布置灵堂，北屋的书房陈设一切都依徐先生生前原样，丝毫未动，书籍、稿纸零乱地堆放在书桌上。徐保善先生（编者注：徐苹芳夫人）的镇定坚强，使我心里稍有安慰，我向她转达了几位熟悉台湾朋友的悼念之意。徐光冀先生赶来了，他提议，我们向徐先生的像三鞠躬吧，我尾随，向徐先生的遗像恭恭敬敬地三鞠躬。又有一队人前来吊唁，我随即向徐师母告辞。

接下来几天在北京等待30日的遗体告别仪式（编者注：徐先生逝世于2011年5月22日），与人谈得最多的就是徐先生的离世，大家都唏嘘不已，纷纷回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徐苹芳小档案

徐苹芳（1930-2011年），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主持过北京金中都、元大都、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是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之一，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北京旧城保护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著有《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明清北京城图》等著作。

我与徐先生初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他已是著名学者并身居学术要职，我则一无名青年，有过几次去他办公室小坐，并不觉得有大学者的压力。后来他离开行政职务，东四九条的徐府书房或者会议间隙的宾馆住所便是偶尔聊天的地方，说是偶尔因为更多的时间有公事请益。所聊内容并不限于考古，先生知我好喜学界往事，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扯到过去，说些前辈学者的遗闻，我也借机向先生报告一些有趣的闲书。这几年，杨宽新出的自传《历史激流》、余英时为顾颉刚日记所写的《未尽的才情》、许倬云回忆录等都是有趣的谈资。

多年前，有位学界前辈向我说起，在教育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不知怎么涉及到明代一个文献问题，作为考古学家的徐先生竟然讲得头头是道，令在场史学家敬佩不已。我向先生提及此事，他微笑着跟我讲叙他过去的经历。

徐先生1955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教书。当时，分去南开的有两人。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找到他说，历史系只能有一个人去开考古学通论这门课，王姓同学愿往，郑先生问徐先生愿不愿意做他的助教，先生称很高兴。那时，大牌教授的助教要帮助上课的，教授写出教学大纲，助教则按图索骥，帮忙找材料。他协助郑先生上了两门课，先上的是明清史，后一学期是给四年级学生讲史学方法。这一年对徐先生的影响很大，他去找史料，郑先生讲史料来源、辨伪，哪些材料可用，哪些材料不可用。并说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是部值得注意的书，选材以正史为主，那里有原始材料的出处，邓先生是徐先生在燕京大学的老师，曾在家里给他一人上课。

“很可惜，跟郑先生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先生叹口气说道，1956年组织上为了照顾郑先生的生活，把他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的儿子郑克晟调至他身边。徐苹芳先生在陈梦家的推荐下，与之对调，先生也乐得重拾专业，旋入考古研究所工作。

知道徐先生非常敬重陈梦家，《纽约客》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的《甲骨文》（Oracle Bones）中译本出版后，我与先生谈起其中一些内容。书里涉及陈梦家故居的保护，我复述了赵萝蕤弟弟赵景心的拼命维护，最后则可能与拆迁商达成某种妥协，使支持保护故居的人大跌眼镜。徐先生说，何伟的功课确实做得很足，我了解情况，陈梦家故居离这里不远，就在美术馆后街的钱粮胡同，值得保护。话锋一转，徐先生又说到现状，“在旧城改造的旗号下，拆了多少好东西，现在又提什么保护历史文化街区，那就只保二十多条街区，概念上全面倒退，其他都可以随便拆了。我一再强调北京古城应整体保护，它的古老性、完整性都是不可替代，只保一点，那可不成。”

我说，关于1966年陈梦家自杀，何伟访问了许多人，了解了不少情况，包括最后曾经看押过的知情人。先生说，有些情况是写不出来，陈梦家最后自杀前受到很大侮辱。每天中午吃饭时，陈梦家就跪在饭堂门口，那是个大夏天，熟人进进出出不说，有人还将吃剩的饭菜，往他头上浇，还有人吐痰。谁受得了这样侮辱？陈梦家当右派好几年，也没受过什么特别的罪，夏鼐派他在甘肃整了三年汉简。他心气那么高，平日衣着笔挺，现在落得这样下场，士可杀不可辱，这样的世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呀？他自杀两次。

听徐先生这么说，我很震惊。对陈梦家来说个人尊严就是生命，失去尊严备受凌辱的性命，是没有意义的，离开，成了陈梦家惟一能够的选择。

十几年前有幸侍陪先生左右，在宁夏作多日视事，先生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到学术研究都有许多教诲。后来，我调到一家考古所工作，也用大大小小的公私事宜烦劳先生，尤其是西夏三号王陵地面遗迹发掘工作，无论事先发掘方案的制定，还是现场发掘，徐先生与宿白先生都亲自过问。在报告初稿写成时，先生仔细阅读，为之写了密密麻麻的五六页的审读意见给我。以后我们亦有多部报告请徐先生审阅，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提出一些非常中肯的意见。现在回想起先生以抱病之身，替我们看那些也许并不重要的报告，顿生几分歉疚。

我自觉于学问并无师承，前辈学者的寿诞纪念虽偶有获邀，但多并不作锦花之想。收到徐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邀约后，因先生门墙桃李众多，自己没资格忝列其中，只是心仪私淑而已，也就未上心此事。转眼过了截稿日期，觉得此事已了。不意，2010年元月某日，突然接到主事者之一杭侃兄的电话，说他刚从徐府出来，先生特地询及我的文章来了没有，并说无论如何要赶写一篇，以不辜负先生厚望云云。听完电话，惭愧之心油然而生，心中陋规作祟、自画牢笼的心态，差点酿成遗憾。我当即赶写文章弥补，以为先生祝寿。

虽然殡仪馆总是常常聚集许多熟人的场所，只是对一个学者来说今天格外得多，“你来了”，“你也了”……一片问候声。5月30日上午徐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人们从全国各地甚至遥远的国外赶来。出了告别室，头顶上艳阳高照，心中却阴云密布。面对几位朋友的低声抽泣，我却不忍上前安慰，先生的过世或许预示着一个时代将要结束。徐先生也许并非一个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身上的固执多于一个活动家应有的灵活，但他无疑是位伟大的学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发表有益于社会的见解，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思想的，光有学问显然是不够的，徐先生经常所说的那句“那可不成”，其中所包含的并不只是勇气。

写到这里我想起多年前，徐苹芳先生在纪念张光直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大意是张光直去世以后的学术空档由谁来添补，我不知道。徐先生离开我们以后所留下的不仅仅是学术的空档，还有那令人无限焦虑的社会责任，这些由谁添补，我也不知道，但悲不见替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