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回应“厦门人：以勇气和理性烛照未来”
　　（2007年12月27日年末特刊）
　　坦率地说，文章只有一句话击中了我，“PX项目将迁建漳州”。我想问的是，漳州人就该被PX吗？
　　漳州和厦门，同在厦漳泉“金三角”；漳厦人，同说闽南话，同饮功夫茶，但如今，难道厦门人的胜利，要以漳州人的倒霉为代价吗？
　　可能是漳州政府更好大喜功，可能漳州人民更懦弱，或者漳州的房价较便宜，漳州不是全国的旅游胜地，也许漳州没有院士和专栏作家……凡此，都令漳州的民意和它的地价一样廉价。又或者，漳州有个远离人烟的荒山野岭，恰好容纳PX？——这是我不可靠的猜度，因为贵报并未说明，贵报只有一句话“PX项目将迁建漳州”，就去加入厦门人的狂欢了，且把这视作全国人民的狂欢。
　　不过，在厦门人的狂欢中，我还读到一点“且扫自家门前雪”的味道。我想问南方周末，PX将迁建漳州，然后呢？
　　（上海 芮汀）

“两会”咋成了“三会”
　　前阵子，我作为“两会”工作人员，参加了本市的“两会”。有幸目睹如下一些情况：
　　在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时，镇党委书记担任团长，先请市长作重要讲话，而后是市人大主任、副市长，市长大讲大好形势和当地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化。几位领导话毕，团长带头鼓掌，并说了一些热情洋溢的感激之言。分组审议时，应是代表向“一府两院”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可在现场，代表无一不是在表达对政府的感恩之情。会议桌上放满香蕉、橘子、瓜子、蜜饯、糖果，还有中华烟，大家一边嗑瓜子、吃水果、抽烟，一边听领导胡吹。
　　晚上，各代表团以同乡和代表团的名义组织宴请，席间有发钱的、发礼品的，本市星级宾馆生意爆满，而会议准备的自助餐因少有人去，浪费大半……“两会”本该为百姓代言，而今却成了吹牛会、茶话会和吃喝会。
　　（江苏吴江 陈兵）

征地干部绝招多
　　我去江西宜春袁州区一个面临拆迁的小村庄采访时，耳闻目睹一些有关拆迁的荒诞而真实的故事。
　　村乡征地干部老早就催着村民签征地协议，但村民以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而不愿签字。后来，征地干部就找到村小组的组长、会计和村民代表，对这些人做思想工作。
　　首先，征地干部不会给你讲什么大政方针政策，也不会给你解释安置方案标准，他们挂在嘴边的是，“不签，就拿推土机给你推掉！”“再不签，就把你抓进派出所！”一些村民受到惊吓，不得不就范。
　　其次，征地干部搞“人海战术”，每次去，就是一大串人，村干部、乡干部、派出所民警，搞得村民一家鸡犬不宁；再就是“株连九族”，村民有亲戚在县城单位上班，如果不做好村民思想工作，那就“下课”、“下岗”。
　　再次，这些征地干部的办公地点，不设在办公室，而是酒店、宾馆、KTV及桑拿店。
　　在宾馆里，这些征地干部往往会当着村民代表的面，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鼓鼓的钱包，里面全是厚厚的一沓百元红色钞票，征地干部左手握着钱包，右手掏出钱，往跟前的村民代表面前一晃，大声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钱全部用掉，你们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吃好喝好，我不把这钱用完，回去领导还会骂我没用，说给你钱你都不晓得怎么花！”酒足饭饱后，征地干部会带上这些村民代表上卡拉 OK厅唱歌，跳舞，甚至给这些从未进过KTV包厢的村民叫来“小姐”。
　　（江西南昌 刘刚）

“抗议”有用吗
　　回应 “大学之大——从学生抗议董建华说起”
　　（2007年12月20日E30自由谈版）
　　我十分羡慕香港大学生的“放肆”。我觉得内地大学生同样不乏反抗意识，我们沉默只是迫于无奈。
　　拿国家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来说，这在infzm.com评报论坛中已是一个热门话题。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董建华荣誉博士毕竟还与学生的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发放却与学生利益息息相关。但许多大学生也顶多是到论坛里发泄一下不满，真正到学校抗争的并不多。这是因为，即使去抗争，结果也很难改变。更重要的是，还可能被扣上“惹事”、“影响团结”之类的帽子。
　　（infzm.com哈尔滨网友:fliu）

谁为流浪狗作主
　　印度大城市钦奈，生活着11.5万只职业流浪狗。它们以垃圾堆为仓廪，以摇尾乞怜为生计，卑微得理直气壮，争斗得循规蹈矩。它们没有狗牌，却仿佛佩戴着“流浪许可证”。有人怜悯，有人抱怨，但所有人都习惯。
　　我最初认定这是政府不作为的罪状：狂犬病如何控制？社会安全如何保证？但朋友要我别担心。11万条生命虽然无家可归，却非无人照管。每年都有一定比例野狗接受疫苗注射和人道阉割，疯狗咬人很少发生。我继而惊讶市政的高效，他笑说，这可不是政府的功劳。
　　功劳属于印度动物保护组织蓝十字协会。自 1996年起，他们发起“动物生育控制（ABC-AR）”慈善项目，每年为数千条流浪狗接种和节育。钦奈是最早实行该项目的城市之一。
　　谁能想到，虔诚悲悯的印度一度是流浪动物的地狱。仅在钦奈，官方扑杀野狗就可追溯到 1860年。狗越杀越多，狂犬病反而越来越猖獗。1964年，动物保护组织发出诘问：“一项政策实行百年仍不见成效，何以自称正确？”
　　一问三十年。到1995年，每天仍有135条狗被电击致死。次年，印度蓝十字协会在“不要国家一分钱”（也要不到）的情况下启动ABC-AR项目。项目所到之处“奇迹”发生。以钦奈为例，狂犬病例由每年 120例降到现在的每年2例。其间，偶尔有些市政厅强行捕杀，但动物保护组织从未放弃抗争。时至2006年，全印度已禁止滥杀流浪狗。
　　有家的人和无家的狗，并不总是彼此喜爱。能朝夕相处，都源于一种有组织的善良和一款未成文的权利。这善良，让自以为是的权威有时倾听沉默者的低语；这权利，让微贱的动物能在财产清单外生存。当流浪狗挨打后，为它们作主的是组织起来的普遍良知。
　　一个良知社会，以近半个世纪的耐心，为另类成员争取一张“流浪许可证”。同样的事情会否在我们身边发生？
（印度钦奈 王贞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