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陈建宇 晋良子
1. 儒家的惆怅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2. 莫把狸猫当太子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 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 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 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 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 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 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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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邝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