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
孔夫子想不到，董仲舒做不到，儒家哪来的“宪政主义”？君为臣纲，就是逼人自宫。这就从精神上和心理上，根本杜绝了抗衡皇权的可能。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陈建宇 晋良子
1. 儒家的惆怅
儒家或许也想限制绝对权力，但可惜徒劳。秦汉以后的总体走向，是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我一向认为，学术论争，求同比存异更重要，也更难。因为“各自表述”的前提，总得是“某种共识”，否则便是“鸡同鸭讲”。幸运的是，我在秋风先生《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那里，找到了讨论的基础，并愿意就此展开。
首先，我同意“儒家反对绝对权力”。因为一旦“绝对”，便不“中庸”，故此说应可成立。但要补充两点。一、儒家并不限制权力，只限制“绝对权力”。二、就连这，也是一厢情愿，甚至得不偿失、南辕北辙。秦汉以后历史的总体走向，是皇权的不断加强。最后，终于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
且看史实。西汉初年，倒不专制。中央既未过度集权，皇帝亦难乾纲独断。军国大事，例由三公会议，皇帝批准。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实际上的执政者，皇帝不过“橡皮图章”。但这样一种制度和局面，很快被武帝破坏（详后）。此后，历朝历代之所谓“有为之君”，都继承汉武，既收地方之权集于中央，复收中央之权集于皇帝，而且愈演愈烈。
就说皇权与相权。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就改成了“委员制”（钱穆先生语）。中央政府只有“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这显然是为了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但唐代“国务会议”（政事堂）的决议，却是定稿，叫“熟拟”。皇帝只能在上面画圈，叫“印画”。而且，皇帝同意的事情，宰相也可以驳回，叫“涂归”。也就是说，唐代的宰相，虽然地位低于汉代，却好歹还有决策权和否决权，皇帝反倒只有同意权。
这就多少还有点秋风先生所谓“君臣共治”的意思。但是到宋代，决策权和否决权，就都归皇帝了。宰相上朝，也只能站着，不再能“坐而论道”。到明清两代，宰相制度干脆被废除。皇帝一人，以国家元首之身份而兼政府首脑，直接领导政府各部门（六部）。被俗称为“宰相”的“内阁学士”（明代）和“军机大臣”（清代），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应运而生的，则是明代的“特务组织”（厂卫），清代的“暗箱操作”（密折）。前者的黑暗，后者的专横，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至此，帝国的统治，已是不折不扣的“一人政治”和“专制独裁”。所谓“君臣共治”，恐怕早就化为梦呓。毫无疑问，确如秋风先生所言，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当中那些“有识之士”（不是所有儒生），未尝不曾“试图对皇权予以控制和约束”，也未尝不曾与之“发生分歧乃至激烈冲突”。然而结果如何呢？事与愿违，徒唤奈何！
这是儒家的惆怅，也是我们的惆怅。
2. 莫把狸猫当太子
作为“皇权主义者”，汉武帝和董仲舒根本不可能搞“宪政革命”。所谓“共治”，其实无非“参股”，而且儒家的“股权”也没有保障。
问题是何以如此。
有直接原因，也有根本原因。直接原因，在于秋风先生十分看好的那位汉武帝，恰恰是个“强权主义者”，也是“皇权主义者”。正是他，破坏制度，在宫廷之内另 设政府，由大司马主持工作（西汉称“领尚书事”，东汉称“录尚书事”），叫“内朝”，也叫“中朝”。宰相（三公）主持的政府（公府），则叫“外朝”。这就 等于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岂非胡闹？更重要的是，内朝权倾中外，外朝形同虚设，实际上是汉武帝的“小朝廷”，取代了国家的“大朝廷”。目的，则是要 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以便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后世之“由集权而专制，由专制而独裁”，即从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喜欢“宪政”？
汉武帝不是“宪政主义者”，董仲舒也不是。就连他的“儒家身份”，我看也可疑。比方说，孔子至少不反对民间可以有思想，他自己就是民间思想家。而且，按照 秋风先生对“攻乎异端”的解释，则他老人家还应该主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然而董仲舒，却明确反对“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主张将所谓“邪 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汉书·董仲舒传》）。请问，这跟法家的“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有什 么两样？董仲舒这样说，他还是儒家吗？如果是，则儒家霸道；如果不是，则董某非儒。
其实，董仲舒跟法家一样，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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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邝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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