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为谁而亮

　　
　　环保风暴叫停的不止是违规项目，惩罚的也不止是地方政府，它是对惯性强大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挑战，是对原有政绩观的挑战。前两轮环保风暴，声势巨大，收效甚微，本轮环保风暴，环保总局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区域限批，奇迹会因此出现吗？
　　
　　在发达国家里搏斗了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这对老冤家重逢在世界增长史上最新一个当红国家：中国。
　　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动第三次环保风暴，不仅叫停82个项目，还首次实行“连坐”———在河北唐山、山西吕梁等4个地区和4大电力集团的违规项目整改完成之前，它们的所有项目除循环经济以外一概不批。
　　“环保总局成立30年以来，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狠’的手段。”副局长潘岳说。作为风暴的主要发起者之一，他并不讳言希望试验一种宏观调控的新手段，以帮助控制中国近年来的投资竞赛。
　　就在第二天，一群国内著名的经济学者汇聚北京大学，热烈讨论一项能判断这场投资竞赛是否健康的最新研究。研究认为，中国资本回报率近来逐年向上、曲线优美，引起争论的是，倘若扣除环境成本，它会呈现怎样的结果？
　　这是一笔很难算清楚的账，但有一点明白可见———环保力量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添加新的变量。
　　
　　最狠的一招
　　无论是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资本主义形象代言人美国，还是后起的经济强国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烟雾、废水和疾病，而环保力量也随之兴起，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强大外部压力。
　　中国也不例外。区别仅仅在于其他国家多由民众发起，而中国则更多体现着中央政府意志。
　　没有什么比这一次环保总局的“狠”招更能说明这一点了，不惜动用行政手段的这一次环保风暴与其说是叫停企业项目，不如说是惩罚地方政府———“连坐”停批区域内所有项目，受损最大的毫无疑问将是地方经济。
　　2002年开始的投资狂潮，地方政府是最主要推动者。
　　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工业化当作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而旧增长模式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因此不断被强化，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被地方官员押在产值大、利税高的钢铁、电力、冶金、石化等重化工业项目上。
　　钢铁产量的“大跃进”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1949年到1996年，中国历时47年才使钢产量达到1亿吨，此后6年就达到2亿吨，又过一年达到3亿吨，再用一年，2006年，钢产量变成4亿吨，比美国、日本、印度、德国加起来还要多。
　　这些项目大多审批混乱，比如被环保总局实行“区域限批”的唐山市，在没有环境容量的情况下，依然建设了70家钢铁企业，其中80％未经环评。
　　由于地方环保局的人权、财权均在当地，对此几乎一筹莫展，甚至推波助澜———因为权力之便，有的环保局甚至能率先完成招商引资任务。
　　难以胜数的钢铁厂、电厂等匆匆上马，其中许多环保设施落后，它们制造了大量污染物。
　　更让中央政府担忧的，是这种增长方式带来的经济过热。中央接连发出钢铁、冶金等一系列热点行业的产业政策，并将银根、地根一收再收。然而宏观调控一调三年，经济的螺丝拧了又拧，投资者却热情不改，固定资产投资一路膨胀到占GDP的一半，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水平。
　　人们渐渐意识到，要想改变这种热情，除非约束地方政府。环保总局在去年设立了华东、华南等5个区域督察中心，分片监督。不久，西南中心就发现去年底四川泸州电厂输油管线造成长江污染，实际泄漏量为上报数字的50倍。
　　两个月后，环保总局发动了新一轮风暴，目标直指地方政府。“别看这次叫停的项目总额不大，”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相关负责人说，“‘区域限批’和‘集团限批’影响的金额可能在这十倍以上。”
　　那意味着，数十倍以上的投资将因此停滞或者延迟，人们终于可以在一片烟尘中喘一口气。
　　
　　环保总局的西西弗斯试验
　　其实，这样的风暴环保总局已经发起过两次，环保部门也从一颗“橡皮图章”一路崛起为拥有“一票否决权”
　　自“文革”时期环保事业在时任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起步以来，环保一直是公认的弱势部门。在1989年环保局独立之前，它隶属于“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部”，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监督者受被监督者领导”。
　　2003年实施的环评法赋予了环保部门名义上的“一票否决”权，但它实际上依然是一颗“橡皮图章”，因为在“饿死”与“呛死”的选择中，绝大多数穷怕了的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直到2005年，环保总局才头一次以风暴的方式强势出现，以至于当时媒体将其称为一种“新势力”。那一次，环保总局叫停了30个环评程序有问题的项目，包括装机能力仅次于三峡的溪洛渡水电站。
　　那时候，中国经济在新一个增长周期中高速增长了好几年，逐渐进入重化工业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漫天烟尘和能源危机———电力的紧张使得告别短缺多年的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电荒”，甚至出现过发改委下令铁路部门将经过当地的煤炭截留，直接运往电厂的事情。
　　危机之中，各地纷纷上马电力项目，许多都未经环评，或者顾不上建环保装置。在污染加剧与产能过剩的双重威胁下，2005年刚刚分管环评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决定让“橡皮图章”发挥威力，一时间媒体热闹非凡。
　　第二年，在另一次环保风暴中，环保总局排查了7555家石化企业，并提出规划时就必须进行环评(此前只需对项目进行环评)，因为许多石化企业选址不当，坐落在江河沿岸。
　　然而热闹过后，环保的微薄之力终究是挡不住对增长的巨大渴望。增长依然如故，就连曾被视为中国环保进程中民间力量第一次获胜的怒江大坝项目，也悄然开始修路、备料。
　　“大家都不系安全带，有一天警察突然上街抓了一批，”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说，“执法和规则一样模糊，怎么能要求逃过了的就此自觉遵守呢？”
　　现实的确并未因环保风暴而改变多少，2006年依然成为环保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即便环保总局因环评拦截了7700多亿投资，即使各省都签订了责任状，能耗与污染物排放这两个指标依然双双未能达到年初国务院设定的4％与2％的下降目标。
　　在漫山遍野的新工厂中，环保部门看起来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次次将巨石推到山顶，又只能看着它一次次滚落回去。
　　最近的这一次，奇迹会出现吗？答案也许并不乐观。
　　“连坐”的办法其实各地都已经陆续试验过，但收效并不明显。在河南汝州市，一个新建的氧化铝项目曾被包括环保总局在内的环保机构数度叫停，汝州也被其所属的平顶山市环保局停批了所有建设项目，但这一项目依然热火朝天，直到被暗访的副省长当场查封。
　　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环保总局的叫停并不会比直接上级的叫停更有效力，也许这轮风暴不过是西西弗斯又推了一次石头而已。
　　但在环保总局的官员们看来，不管效果如何，这都是必须的推动。“谁都知道运动式的风暴不好，”环保总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夏光说，“可是如果连运动式的风暴都没有岂不是更糟糕？”
　　

　　■资料链接

　　八大公害事件
　　　　
　　●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30年12月1日至5日，比利时马斯河谷中工厂排放出的大量有害气体、煤烟粉尘和二氧化硫在近地大气层中快速积聚。由于河谷地形环境复杂，加之逆温和大雾天气，使得污染物质很难稀释扩散，浓度骤升，大量的污染物颗粒被人体吸入，造成上千人咳嗽、呕吐、喉痛、胸闷和窒息，一周之内便有60多人中毒死亡。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洛杉矶石油开采业的成功促进了当地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至20世纪 40年代初期，该市已拥有400万辆汽车，每天消耗汽油24000万升，排放烃类物质(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1000多吨。由于洛杉矶市三面环山，不利于空气流通，石油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强烈的太阳紫外线作用下生成一种蓝色的光化学烟雾。弥漫了整个城市。这种烟雾刺激人眼、喉、鼻，引发眼病、咽喉炎和头痛等症状，致使大多数居民患病，2天内65岁以上的老人就死亡了400人；同时，生长在百里之外郊区的菜也由绿变褐，各种柑橘水果和农作物减产，无人敢吃，几万顷的森林有四分之一干枯而死。洛杉矶，这座风景宜人的美丽的海滨城市一时间笼罩在蓝色的死亡烟雾之中。
　　●多诺拉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小镇地处宾西法尼亚州河谷地带，河谷呈盆地地貌特征，多逆温和大雾气候。1948年10月，密集的谷内工厂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硫(大气中每立方米浓度高达 0.5～2.0毫克)气体和金属化合物尘粒相互作用形成硫酸盐气溶胶，弥漫全镇。短短4天内，致使43％的居民，约6000余人相继患病，如同马斯河谷烟雾一样，有害气体导致人咳嗽、呕吐甚至腹泻，共计20人死于这场污染灾害。
　　●伦敦烟雾事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首府伦敦素有“雾都”之称。1952年12月5日至8日，该城市突然许多民众染上呼吸系统的疾患，伴随着几乎相同的胸闷、咳嗽、喉痛、气短等症状，近4000人先后被夺去了宝贵生命，在此后的两个月间，又有8000多人相继死亡，而且类似的大劫难历年共发生了12起之多，其危害之严重，影响之深远为世人震惊。究其原因，杀手来自于当地居民冬季取暖所用燃煤，由于含硫量过高，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和烟尘，在金属颗粒物和催化作用下生成三氧化硫、硫酸和硫酸盐，并附着在烟尘上吸入人体肺部。有监测数据显示，当时的二氧化硫浓度高达1.34mg／m3，是平时浓度的6倍，难怪雾都伦敦成为当时的“死亡之都”和“恐怖之都”。
　　 ●水俣病事件：在日本九州岛南部的熊本县水俣镇上，有一家生产氮肥的化工厂，常年将其生产流程中产生的无机汞直接排入水俣湾。无机汞在海洋微生物的作用下转化成甲基汞，被鱼、贝类摄入，并在鱼体内高浓度富集。从1950年开始，先是发生猫跳海事件，后来又发现当地居民患上无法确诊的怪病：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耳聋眼瞎，甚至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截至1972年，统计该镇共有180多人犯病，50多人死亡，22个新出生婴儿神经先天受损。水俣病事件是典型的通过食物链传递的海洋二次污染。
　　●四日哮喘事件：1955年以来，日本东部沿海的四日市设立了多家石油化工企业，这些工厂大量排放二氧化硫和煤尘，其中含有钴、锰和钛等重金属颗粒，使许多居民患上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1967年，有些患者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而自杀，至1970年，患者已达500多人，其中36人因严重哮喘而死，四日事件蔓延到日本几十个大小城市，可见，重金属颗粒物的弥散堪称大气污染之魁首。
　　●米糠油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爱知县一带的23个府县在生产米糠油过程中，使用多氯联苯做热载体，因管理不善和操作失误，将这种热载体物质混入了米糠油食品中，致使1400人食用后出现眼皮浮肿、多汗、全身红丘疹，重症患者恶心呕吐、肝功能衰退甚至肌肉疼痛导致死亡。4个月后，中毒者猛增到 5000余人，16人死亡，实际受害者超过1万人。用米糠油副产品制作的鸡饲料也同时受到污染，九州的禽类生产严重受损，其受害地域之广、受害人之多令人触目惊心。
　　●富山事件：20世纪50年代日本著名的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日本富山县神奈川流域开设铅锌冶炼厂，该厂未经处理的含镉废水大量排入河中，并被用来灌溉农田，使土壤含镉，稻米变成镉米。当地居民因长期饮用被镉污染的河水和食用镉米而中毒，重金属镉富集于人体，引起肾脏功能失调、全身性神经痛、关节痛、骨折，骨骼软化萎缩，以至死亡。截至1968年5月，经确诊的患者达258例，其中128例死亡，到1979年12月又有79个病例不治而亡。富山事件波及日本其他7条河流流域，属于典型的水体和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通常这种危害不易及时察觉和发现，潜伏期长达10－30年，发病滞后，所以比一般的污染更具威胁。
　　八大公害事件为人们敲响了可怕的警钟，人们开始正视环境保护，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努力，发达国家的污染状况基本得到缓解和改善。
　　(资料提供：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