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自辩： 当时青基会不违规投资，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
“我在考虑资金效率和充足现金的问题上，过多地考虑了资金效率。但如果按照另外一种理论，这些都是捐款，你都不应该动，你都不应该流动，我认为那就是一种浪费。”
责任编辑：曹筠武 实习生 黄超
“我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
南方周末：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投资？
徐永光：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实质上要求基金会零成本运作，但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是机构人员要吃饭，其次只要做事就会有成本。从保值和增值的角度看，任何时候把钱放在银行里都只有缩水，而且当时通胀压力非常巨大，我们也不得不进行投资。
现在好像一提到基金会进行投资，就会觉得是“挪用了善款”，但其实在国际上，基金会进行保值增值是常规。国际上保值增值的原则有两条，第一是关注的原则，就是我不可能把钱放在银行里缩水，那是不负责任的，第二是审慎的原则，不可以乱投资。
南方周末：那为什么坚持一定要自己进行投资？1995年人民银行总行规定基金会投资要委托金融机构，这条规定你当时是违反的。
徐永光：1990年代是经济大发展时期，投资环境也很混乱。很多其他基金会后来都遭遇到资金收不回来的情况。这么说吧，如果我当初把钱给了这些金融机构，今天我徐永光早已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规我觉得违得好！
1990年代，国家要求信托公司脱离银行，原来他们还有银行背景，资金链条断了会由银行给他们输血。一脱离，绝大多数信托投资公司只好拼命找项目圈钱填窟窿。我给你一个数字，你就明白——1992到1998年信托公司有339家，到1999年国家对信托公司推倒重来的时候，只存下来59家。所以面对1995年这样的通知，后来我们向人行提出要求&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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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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