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谈性正浓】
周耀辉
写歌是为了
令社会更宽容
周耀辉
香港著名词人，和林夕、黄伟文并称为『香港三大填词人『。曾于香港政府、亚洲艺术节、明报及商业电台工作。作品类型广泛，包括达明一派》爱在瘟疫蔓延时》、》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黄耀明》维纳斯》、》下世纪再嬉戏》，王菲》色盲》、》流星》，林忆莲》一个人》等。
周耀辉一直是另类的。他的词看似歌颂风花雪月，然而扒开华丽的外壳，却看见他站在文字里，大声批判政治、社会和文化。他说他写歌是为了令社会更宽容，『我通过文字告诉大家，真理不止有一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圣经，拥有属于自己的真理。 『
曾有人这样描述“香港三大词人”：林夕多情，黄伟文摩登，周耀辉另类。
在二十多年前首度填词时，周耀辉就顶着“另类”的标签。1989年，周耀辉为达明一派创作了《爱在瘟疫蔓延时》，开始一鸣惊人。此后，在达明一派《意难平》专辑中，周耀辉写了《忘记他是她》、《天花乱坠》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建立自己批判现实题材的独特风格。
周耀辉的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认为创作除了靠天分外， 还要遇上赏识自己的伯乐。1990年，随着达明一派的解散，加上情感歌曲占据当时流行乐坛的主流地位，周耀辉的“另类”给他添了阻力。他给别的歌手作词时，退稿的情况不少，理由大多是“太复杂”、“要简单点”、“煽情些”。对此，周耀辉无可奈何，或许是小时候住在贫民窟的艰苦经历，让他学会了另类思考，“写情歌时，我并不是故意复杂的，爱情在我眼里，就不是一往情深的，也不是简单的”。
直到给许志安写了《不倦的蝴蝶》、《迷糊情欲对象》，事情才发生转机。这两首同样标着“另类”的歌，一炮而红，给了周耀辉很大的信心。“除了达明一派，我也能给主流歌手写些另类的、有趣的作品，很开心。”此后，他为黎明、王菲、林忆莲、莫文蔚、王菲、陈奕迅、谢霆锋等艺人写过数百首歌词。周耀辉的成功，证明“香港不只有情歌”，他那些披着情歌外衣的歌，写的都是更开阔的世界，开拓了“情歌”的空间。
当周耀辉名气渐长时，1992年，他离开香港远赴荷兰定居。远在荷兰，他过起了远离尘嚣的生活，每天读书、写词、看电影、听音乐、泡酒吧，日子不亦乐乎，但他并没脱离香港流行乐的脉搏，也未错过香港流行音乐的全盛时期。从词人“个体户”时代，到先后与宝丽金、滚石、英皇等大集团签约，到出版《突然十年便过去》，周耀辉在主流创作与边缘创作之间，始终保留了那份“另类”。
记者：突然十年便过去，是你对青春的感慨，还是其他？
周耀辉：“突然十年便过去”这个标题来自我创作的一首歌，叫《给自己的信》，里面提到女主角给十年后的自己订下计划，十年过去了，很多没做到，感触很大。这本书更多是我二三十岁时创作的，很久了，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我希望与读者回忆，回忆过程中，思考一下十年间失去什么，得到什么，也希望他们对十年后的期望。
记者：十年前的你，和十年后的你有什么不同？
周耀辉：这十年间，我失去我妈妈，这是无法弥补的事实。在未来，我会珍惜我的家人朋友，这也是近两年，我多回香港的原因。
记者：生活在荷兰，感觉与香港有什么不同？可否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香港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不同？
周耀辉：用形容词来形容的话，香港很容易身不由己，在荷兰，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因为在荷兰很简单，每一天都能思考怎样去利用自己的时间，不会很早就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有很多自己选择的机会，有很多空间会想“做人是为了什么”。但在香港，到了哪里都很匆忙，很被动。
记者：从1988年到现在，与你合作过的歌手包括谭咏麟、梅艳芳、林忆莲、王菲等，有些歌曲还在港台成为畅销金曲。大部分作品都是你在荷兰写的，地域的差距，会不会令你感受不到这种成名的激动吧？
周耀辉：当然这是一种欠缺，但有好也有坏。比如我感觉不到这种兴奋，少了那份创作的激动。但没有这份激动的话，我能让自己更加清醒，不会为了流行而创作流行，按照自己的关怀、自己的方式来写，自然就能得到回响。
记者：对你而言，作词的意义何在？
周耀辉：我希望透过文字与读者进行沟通。
记者：你的文字，往往给人带来很多惊喜。
周耀辉：很多生活在内地、香港很多人会羡慕我的生活，说我生活得很悠闲，下一本书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创意，创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练习。多开放自己，多去接触自己想接触的东西，让自己受刺激时，自然会有反应。比如我现在有个专栏名叫《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涉及恐惧，我们要多思考自己恐惧什么，还要学会记录当时当刻的想法。我的习惯是一旦想到什么，就立马记录下来。
记者：你的歌曲很多写到政治、宗教、文化等题材，里面带有批判意味，这与你的思想有关？
周耀辉：是的，这一定是与想法有关，我相信每个写字的人都是从心出发来创作。至于你说的批判，我不知能否这样形容，对我来说，小时候生活困难，就渴望更多选择、更多空间。而我写歌的终极目标是令社会更宽容，令我们有更多的选择，说更多的话。基督教会有圣经，每个教徒要合乎圣经的内容才能生存。但我认为，真理不止这一套，如果一些人选择了自己的圣经，我希望不要判他们有罪，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宗教，只是希望尊重不同人的选择。
记者：你在《假如我们什么都不怕》专栏里写恐惧症，从A可以写到Z，那你有什么恐惧的？
周耀辉：我有很多恐惧，但最大的恐惧是自己失去希望。我小时候对世界很灰暗，后来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没做，我希望自己能保留这种希望，也希望身边的朋友对未来充满希望。
记者：这是不是你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周耀辉：我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人吧，因为这种安全感我才能大胆说出，我想要更多的希望。对于一些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希望”二字不会轻易透露。我们的世界的确充满不安全感，大部分人会透过买楼、投资、结婚、养狗来转移，而我会将安全感放在文字上，文字在过去给了我很大力量。在未来，我相信它的力量依然存在。
记者：据说你是一个容易哭的人？
周耀辉：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笑）我不是一个容易在别人面前哭的人，但我一个人时，就很容易哭，尤其在看电影的时候。在我妈妈过世时，我以为会以平静的心情对待，但不行。譬如在做访问时，媒体很容易让我回忆小时候的生活，很容易牵起伤感，就会忍不住哭。
记者：所以说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周耀辉：我不知道啊，最近我越来越很容易感觉到自己的脆弱。很多人遇到伤感的事时，觉得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哭啊，会用最大的坚强令自己不要哭，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自己不需要刻意的坚强。当我们每天上班、学习时，都需要很多力量去支撑，有时候容许自己脆弱些，没多大所谓啊。当你愿意脆弱时，对方也愿意脆弱些，那样就能接触得更多。
记者：什么能让你哭起来，或是让你产生恐惧？
周耀辉：我感觉到别人生活的艰苦时，就会忍不住。比如以前看成龙的电影时，每次电影结束后都会播几分钟的拍戏花絮，看到他们为了拍好一场打戏，真的被打到眼肿肿，我就觉得赚钱很辛苦啊，我们只是花几十元去看场电影罢了，原来他们要付出那么多。
记者：很多人说你写的歌词里有一种世纪末的情结，那你想过末日吗？
周耀辉：说完全没想过，是骗你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吧。世纪末日对我的意义是，如何度过今天。现在香港很流行提前退休，说退休后要怎样怎样，我会提醒说不要等到退休，因为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末日意识可以是一种很积极的力量，有什么没做的、很想做的，就去做吧。
李小牧&加藤嘉一
谈性正浓
一位精通日本的中国人和一位熟稔中国的日本人，两个文化人，两个精壮男子，请他俩对中日两国在有关性、婚恋和男女社会地位等方面比较一下，畅谈一番。
一个是在日本写专栏的中国人，一个是在中国写专栏的日本人。
中国人日日流连于歌舞伎町，和黑白两道称兄道弟， 和媒体人政治家把酒言欢。上电视、拍电影，在日本混得风生水起。他的新书叫《日本有病》，透过被称为是日本社会缩影的歌舞伎町，由表及里，以辛辣的笔调，全面剖析当今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
日本人严格遵守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的生活规律，从小以成为未来的国家领导人为目标。却也成为近年来在中国最红的日本人（仅次于苍井空），屡屡登上中国的电视，谈日本的震后重建，也谈日本富二代何去何从。他的新书叫《中国的逻辑》，尖锐地直指中国的问题，为现实中国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参照。
不过，两人总有相似的地方—不看A片。所以，两个不看A片、但是都知道苍井空、且对中日各种文化都小有研究的人，能谈出什么样的性文化来？
存在即合理的日本AV产业
记者：在中国人因在家看黄片而被抓起来时，日本人的AV产业已经渗透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你如何看待两个国家不同的性道德观？
加藤嘉一：日本的AV产业已经是一个健康成熟的运作模式。首先，日本政府有相关政策对产业进行管理、监管和规范。其次，日本懂得从小开始培养男女的性道德。因为有了成熟的性教育，日本人对私人空间很讲究，在公共场合彬彬有礼、很规矩，到私人场合就比较开放。
李小牧：在我的店里，许多政治家一坐下就和我从性开始聊。中国不一样，中国没有性产业，更把性看作下三滥的、龌龊的东西。这在日本看来才是奇怪的东西呢。为什么日本的性犯罪率不高？人类最基本的欲求都能被满足，那谁还去犯罪啊？至少强奸案就能少一些了啊。
记者：中国城市剩女现象严重，日本如何呢？
加藤嘉一：我曾经给某杂志撰稿《富二代离剩男有多远》，在日本，富二代就是剩男、剩女。富二代、官二代是不被尊重的，所以他们只能去相亲。而且，日本女孩会认为富二代生活在父母光环下，不够男子汉，没经历风雨。在日本最被看重的更多是草根精英，早稻田大学毕业，从很穷的家庭出来，一点点积累，靠自己的力量，这种男人最受欢迎。
李小牧：剩女，日本也有。但不是嫁不出去的，只是30岁之前不想被婚姻束缚。日本的情爱观和中国不一样。为什么在日本没有二奶、小三的说法？因为在日本，男人没有那么大的责任感，女人也没有“我是你的人了，你就要对我负责”这样的概念。女人们只顾着把丈夫的皮鞋擦干，洗澡水放好，衬衫烫好，就够了。只要懂回家的路，男人出去鬼混还是喝多了来场一夜情，在她们眼里也只是一个瞬间的事而已。所以说，日本女人才是日本这个民族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记者：你看A片吗？有喜欢的AV女优吗？
加藤嘉一：不看，我对AV不感兴趣。在日本，会有很多人在大学宿舍里一起研究，共同讨论。我性格很内向，不跟人分享这些东西。
李小牧：我也不看。像我这种英俊潇洒、巧舌如簧的男人，身边自然有一堆样貌好身材好性格好的女人围绕着，就没必要再在虚幻的AV电影里找刺激了。（笑）但要知道，日本还有很多长得不好看、不太会说话、没什么身份地位、经济条件也很糟糕的男人。他们没法子靠自身魅力来吸引女孩子，那他只能去做宅男，看A片啦—别说中国没有宅男，微博上120万粉丝天天朝拜“空姐”，不是宅男是什么？
苍井空在满足中国人的猎奇心
记者：如今在中国，苍井空更是被当成女神一样看待，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加藤嘉一：苍井空的出现很给力，给我带来了归属感。可以说，被中国的主流舆论接受的日本人，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苍井空。苍井空被追捧源于中国的年轻人对AV有需求，对性文化有种渴望。加上她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长的差不多—如果是欧美人，可能就比较不容易被接受。名字又是三个字—苍井空，听上去有亲切感。部分男人用追捧苍井空的方式来平衡对日本的观念。我认为这是好事。如果她要是有传教的内容在里面，那就不对了。但她表现出来的是友好—努力地学中文。这样看来，苍井空老师是中日友好的使者呢。
李小牧：AV女郎在日本是受到尊重的—存在即合理，合法必定得到尊重。至于苍井空，其实她在日本什么都不是，在新人辈出的AV界混不下去了，就到中国来淘金。到了中国，她摇身一变，立刻成为了中国男人的性偶像。因为中国没有性偶像，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女人来满足猎奇的心理。如果中国是个性开放的国度，苍井空还能有今日的风光吗？
记者：日本AV女星最近纷纷来中国淘金，你有什么看法，是不是AV业有衰落的迹象？
加藤嘉一：不算衰落吧，我认为是商业行为，是扩张。日本是少子化社会，谁看A片？年轻人。而日本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啊，肯定会往外扩张啊，毫无疑问的。中国80后、90后有2亿人呢，而且男人要比女人多。
李小牧：不是衰落，是繁荣。日本AV界新人辈出，老面孔自然就被挤掉了。在日本卖不动了，那就换个地方呗。苍井空也是这样的啊。
记者：日本A片的男主角看上去有一些猥琐。反之女主角都很漂亮，并且很多女的都愿意做这个工作，这是否反映出某种文化心态？
加藤嘉一：是么？我觉得男主角形象太好估计会出问题。（笑）是不是帅哥不太愿意从事这种行业？或者这也是行业规范，男主角太帅了，会产生感情？他们应该没把AV当做一个不好的东西，只是一种付出肉体的工作。
李小牧：长得帅的日本男人都去做牛郎了，天天都有人等着给他们送车，一个月收入几千万日元呢。在日本，只要你从事的是合法的行业，都不会被歧视。从事性产业，在日本人眼里，也跟卖鱼卖肉的职业属性差不多。
记者：日本是一个标准的男权社会吗？
加藤嘉一：职场上，男人更大男子主义，女人要么做不到高层，要么在家中做主妇。但在生活中，男人是弱势的。家中财权肯定是由女人掌控。教育问题，完全是女人说了算。
李小牧：看上去是这样的—男人昂首挺胸走在前头，女人拎着大包小包跟随。实际上，是日本女人给了男人很大的面子。
中国人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
记者：对中国的情色文化有了解吗？
加藤嘉一：不了解。中国的KTV很奇怪，里边有很多女人。日本的KTV就是单纯的KTV，没有小姐陪酒的。嗯，我说的是夜总会。
李小牧：中国有“性都”，这不是很好嘛，结果非得打压，不让人家娱乐。一点娱乐精神都没有！日本有歌舞伎町，中国有什么？有“失足女青年”！
记者：电影《3D肉蒲团》这些天来在中国掀起不小的波澜，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加藤嘉一：中国性相关的文化产品太少了，但人们的需求却很大。有欲望，却找不到相关产品来满足自己。这时，《3D肉蒲团》出现了，受到追捧是很自然的。中国人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当然，也不要高估日本人，我们对性的认识，也是有个过程的。要通过电视剧、电影来慢慢释放。刚开始，露一点；之后，露多点，但打上马赛克；到最后，全露了。中国也要有这样的过程。不要把性妖魔化，但开放也是不可行的。所以规范最重要。
李小牧：中国人蓄势待发了很久，就等着这一天呢。好不容易逮着个《3D肉蒲团》，此时不爆发更待何时啊？其实性有什么好奇怪的啊，没有性，哪儿来的你，哪儿来的我？看日本就知道，虽然性开放，但还是个安全的社会。可惜中国在性上就是一个空白，就是不够人性化。
聊性之前，
他们在干什么？
几年前，李小牧的餐厅刚在日本开起来，相熟的文化人经常带着朋友来捧场。一天，他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了店里，并对李小牧说，这个人也写字。李小牧后来回想，却总是记不住那个年轻人的长相—他看上去很普通，像千千万万个日本的小青年一样。
让李小牧留下印象的是，这个大眼睛的年轻人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在日本很厉害的中国人。但是，总有一天，我会在中国做比你还强的日本人。”这就是李小牧和加藤嘉一的第一次见面。
李小牧：像歌舞伎町一样精彩
对李小牧来说，加藤嘉一还是个半大的孩童。“过早离开了日本这片土地，让他无法目睹这里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李小牧不一样，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对这儿的风物了如指掌。
在自家店里的采访几次被打断—因为他要送客。客人是《朝日新闻》的记者，“大熟人，总得送一送的。”李小牧的店应了“鱼龙混杂”这个词—客人有平民百姓、文人墨客，也有黑社会和警察，还有很多媒体人。“他们喜欢到我店里来和我聊天。并不是因为我是个奇特的中国人，只是觉得我很有趣。”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依然年轻帅气，却已经讨了四个老婆，离了五次婚（和现在的老婆离过两次婚）。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让人好奇了。
日本著名的红灯区是歌舞伎町，有五千多家酒吧与色情场所。李小牧的店就开在那里—别误会，不是什么声色场所，是一家湘菜馆。虽然开的是小饭馆，但他的身份显然不止是个会做菜的中国人而已。混迹在歌舞伎町二十年、周旋于东京新宿歌舞伎町黑白两道之间的李小牧，首先是个“案内人”，也就是拉皮条的，早年给来这儿游玩的新客人带路。然后是个作家，他也许更愿意称自己为“自由撰稿人”。同时，他还是个评论员，写点儿专栏、上点儿电视节目。噢，差点忘了，他还是个演员—总在电视电影里演日本的黑社会大哥。
在歌舞伎町里混，没几下功夫真不行。但许许多多的人热爱到这里来“朝圣”。“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最能全面反映日本社会的地方。人类的所有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食欲、物欲、性欲……虽然听起来有些露骨，但不可否认，这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一席话，被李小牧说得畅快淋漓。
在歌舞伎町，每天都有30万的人流量，周末更是有50万人来到这里，比游东京迪士尼的民众都还多。来这里找乐子的，有政治人物，有公务员，还有平民老百姓。李小牧用“真实”来形容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歌舞伎町。“就像人喝多了就会讲真话一样。在办公室里打扮得人模人样、夹起尾巴做人，到了这，喝上两口酒，抱上一个妞，把外套一脱领带一取，拍着桌子开始骂娘，说真话。这才是歌舞伎町。”
在歌舞伎町的声色中浸淫多年，才子的风流和痞子的随性早已深入他的骨髓。但他依然坚持不改国籍。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爱国气节，仅仅是因为“入了日本籍，我将会失去很多现在享有的自由”。
看着热爱自由的“李作家”在纸上嬉笑怒骂，接着把笔一放，化身“李老板”在歌舞伎町的湘菜馆门口，笑着把浑身文身的黑社会大哥迎进门，然后把手一擦，转身打个“飞的”，到香港的电视台里，和窦文涛大侃起这些天里名人私奔闹出的事儿，确实还是挺好玩的。
加藤嘉一：三年没买过新衣服的人
相比起李小牧精彩的歌舞伎町生活，加藤嘉一就显得一板一眼得多。有媒体用“一个强悍到变态的日本人”来形容他。在北大期间，他一直严格遵守着自己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10-15公里的步，然后回宿舍洗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
接受采访时，他刚完成例行的每日晨跑。一进屋，他就指着自己穿的运动服说：“这是高中时候买的衣服，我三年没买过新衣服了”。虽然社会事务繁忙，但他坚持不请助理，凡事都习惯了亲自处理，即使搬家也是亲自上阵。无论多忙，家里的卫生也是他亲自做—“收拾房间也是对你心态的一种考验。收拾不了房间的人就收拾不了自己。房间有多整洁，你的心态就有多整齐，这一点很重要。”
加藤嘉一的很多文章如果不看署名，说是出自主流媒体资深记者手笔也没人怀疑。他的硕士论文更走访了中国将近30位高官。他写文章习惯从亲身感受中找论据，这也是他为什么把家搬到潘家园的原因—这儿有个古玩市场，比起之前CBD东边的四惠更加人文，没有了商业氛围，更有北京的生活气息。
“来中国8年，根本没怎么休息过，真的是累了。” 采访的前几天，加藤嘉一刚刚结束“走进高校全国巡讲”，南从中山大学，北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光是去年一年，他便写下200篇文章，出了3本书，受访超过300次，这样的工作量简直让人惊叹—他甚至三年没有逛过街。作为一个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写一手中文文章的日本人，加藤嘉一显然和其他日本年轻人不同。他不浮夸，不偏激；诚恳，也更客观。
他说自己高中时曾经为阿迪达斯做过模特，“镜头感很强”，得意和自信挂在脸上。如今他参与的全民跑步项目被耐克看中，成为代言人。他懂得自己在哪些领域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但对于一些娱乐性强的活动，他都谢绝参加。去年的一个颁奖礼上，加藤嘉一与江苏卫视台长一同获奖，当被邀请参加金牌节目“非诚勿扰”时，他客气地拒绝了。
至于被许多人看好将会成为未来的日本驻华大使，这个5岁就立志要当日本首相的年轻人谦虚地笑了，“我太年轻了，没有刻意去想这个问题。不过，机会来了我也不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