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T】李国修 生活与戏剧,只隔一扇屏风

开门、上台、演戏——这么多年来，李国修就潜心做好这一件事。如今，这个在台湾家喻户晓的戏剧泰斗，终于带着自己的经典作品《三人行不行》、《京戏启示录》走进了内地。这下，大伙儿才幡然醒悟，原来台湾不只有赖声川，还有一个让你笑中有泪的李国修。

李国修 台湾戏剧界泰斗。集编、导、演及剧团负责人于一身，曾参与兰陵剧团、表演工作坊的演出，后来开创屏风表演班，现任屏风表演班艺术总监，也是台北艺术大学剧本创作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代表作品包括《三人行不行》、《西出阳关》、《北极之光》、《女儿红》、《征婚启事》、《京戏启示录》等。

北京麻雀瓦舍剧场，台湾戏剧《三人行不行》内地版在这里上演。这部在台湾历经182场，数次改编，观看达7万人次的戏剧《三人行不行》7月由至乐汇舞台剧机构引进北京，票房惊人。8月，主办方决定加演两周，门票依旧一扫而光。

李国修，被誉为“台湾戏剧泰斗”的戏剧人，此刻就站在后台，搓着手，表情舒展。“舞台与观众只有一步之隔，而舞台上的表演与舞台下的生活也仅仅相隔一扇屏风。”而他，则站在一旁，看着屏风内外的故事，悄然发生。

与赖声川、李立群的三人行
从18岁加入世新大学戏剧社，李国修的戏剧路一走就是几十年。正是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对生活的捕捉与积累，让他和观众之间的那扇门，越开越大。1984年，李国修和赖声川、李立群共同创作了至今广为流传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三个人集体即兴创作了6个月，没有剧本，有的只是各自的记忆力，对戏剧的痴迷与热爱。创作排演将近750分钟的内容，全都源于各自的经历和对生活元素的汲取。从那时起，李国修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今年4月，上海戏剧大赏，在台北难聚首的三人却在上海相遇，那张弥足珍贵的合影照成了众多网友追逐寻找的对象，对比25年前集体创作排练之后的合影，那种戏剧情结与气氛依旧浓烈。7月，李国修北京排演《三人行不行》，李立群到场探班，年轻时因戏剧结下的情谊二十多年没变过。如今赖声川的表演坊延续着他们当年的经典—《那一年，我们说相声》，全国巡演，李国修说，他一定会去观看。

做喜剧给观众看
李国修的屏风剧团不演翻译剧本，也不演经典剧本。他的剧本描述的都是他所认识的人，说的都是他和他朋友们的经历。“搞创作的人，记忆力一定要好。”他没有什么记录灵感的小本子，因为生活就是灵感的源泉。他是个不为观众写剧本的编剧，不会取悦观众，因为那是在哗众取宠。他甚至很阿Q地认为，他所编写的剧本都应该是观众喜爱的，喜剧便很自然地成为是最主要的类型。2007年，李国修带来《沙姆雷特》，首次亮相便得到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待遇，这部喜剧在很多人眼里简直就是个大相声，里面有着众多的铺垫、包袱，运用了许多相声原理。实际上，这正是李国修师从相声大师马季之后得到的启发—将曲艺元素运用到了戏剧创作之中。

师从马季也是缘分使然。1989年的夏天，新婚的李国修与太太蜜月来到广州，通过录制相声作品的唱片公司联络到了马季。相声在台湾并不发达，与内地的水平有着差距，难得在广州有这样的机会，与太太商量后，李国修当即决定拜师从艺。李国修拜师的仪式就设在宾馆内—当天包括姜昆、赵炎等马季大师的众徒弟一同在场。李国修跪倒磕头，为表诚意献上了他和太太的新婚戒指，放在一个小红锦盒里面，作为拜师礼物。马季带给李国修的更多收获是从艺之后的为人处事，在剧场外，在舞台下是否能够认清自己，找准自己，这样在台上才能奉献出更精彩的演出。

戏剧是生命，王月是全部
“屏风前， 你尽情挥洒。屏风后， 该喂奶的喂奶， 该买菜的买菜。处处都是戏， 处处有剧场。”这是李国修的妻子王月对剧团起名为“屏风”的诠释。也许没有人能比王月更了解李国修。

比李国修小10岁的她，在李国修的事业中起到了很重要的角色，每当李国修遇到坎坷和曲折，都是王月在身后挺身而出。《三人行不行》北京首演当天，夫人王月第一时间在网上给予肯定。

“我们的婚姻是三世情缘，如今走到了第三世，所以都要彼此珍惜。”李国修和太太结婚二十多年，闹过别扭，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在李国修的世界里，“戏剧是工作，可是工作并不是生命的全部，因为还有生活。我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就是面对工作的态度，夫人王月就是我生活，那么戏剧是我的生命，王月就是我的全部！”

海报 （姚磊、受访人提供/图）

李国修自述
做活着的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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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6岁就红了，家喻户晓的那种。

爱看电视的人都认识我，因为我是台湾最好的谐星。但我不快乐。电视台是速食文化，我则是一个被榨干了的牙膏管。“江郎才尽”，那时的我总不由自主的想起这四个字，恨不得刻在匾额上，天天背着游街。

30岁那一年，我把心一横，准备了两万美金，出去纽约、日本游学了六个月。这六个月，改变了我后来的路。我看了很多音乐剧，一次又一次的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决定去做一些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我的本科念的不是剧场文化，而是广播电视。如果不是戏剧，我现在可能是一个广播电视人。我是一个剧场素人，是一个没有老师的剧场工作者—没有编剧老师，也没有表演老师。18岁加入台湾世新大学的话剧社，再到在兰陵剧团实验戏剧的一些训练，然后是1986年屏风表演班的创办……这一路下来，自编自导自演，完全是靠自修。我没有理论思想的背景、基础，也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限制。可以说，我是打零仗出来的。

再后来就有了屏风。我演而优则编，演而优则导。难得的是，居然也有很多人喜欢。有趣的是，我这么一个从未接受过世界戏剧史教育的人，却要在大学开课，教编剧、教导演、教表演。我没有研究啊，只有实践。为了教课呢，我只好把过去所做的一些经验编撰成理论。在教学中，我谈到我的编剧，我的技巧，我团队的运作，我作为导演的思维背景—这就是我的理论。很多人，包括我的演员，都在说我爱说“理”，实际上就是这个“理”。

很惭愧， 如今在台湾几个重要的大学， 研究 “李国修”的创作已经成为一门学科，很多硕士论文都是写“李国修”的作品。这也是我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没有研究的人，最终成为了被别人研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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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说的一句话是，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圆满了。

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他修了一辈子的戏鞋，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做好一件事，真的不容易。

2001年的“9.11”事件，让美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受到了重击。这是一个骨牌，台湾的经济也受到殃及。文化市场面临着一个最为脆弱的节骨眼。当时，屏风票房大失利。距离开演还有10天，票房居然只有一成。当时我面临着这么一个窘境—执意要开演，我们要赔900万台币；取消演出呢，我也要赔400万。后来我觉得不开演，  但这400万怎么来，只能缩编、减薪、裁员。想到这，我非常沮丧，呆在家哭了一个晚上，整整三个小时……

这三个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很多画面。好吧，既然要解散，也要轰轰烈烈。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京戏启示录》作为解散的公演剧目。这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创作的，是我的半自传作品。我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设想的画面是这样的—把《京戏启示录》放在1500个座位的大剧场里，每张票都卖天价，对，就卖2万块台币。很贵哦！总收入能达到3000万台币。好，除了必要的支出之外，我就把钱全部分光。我一分钱都不要，但所有跟屏风有关的人，都统统把钱拿光—我不裁员，我决定结束这个剧团。

当时什么细节都想象好了。我还决定不在舞台上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不落幕，因为我认为戏台根本没有落幕；第二，我不跟观众鞠躬，也不向观众道别，因为我这么努力做剧场，却没有得到观众的支持，是观众对不起我。我还决定在戏结束的时候，邀请所有参与屏风的人，在戏台上，跟我做一次热情的拥抱。如果是五百人，我就拥抱五百次，一直抱到完，这个戏才算全部结束。

事实上，这些都没有成真。我只是做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告了停演的这个消息，说我们被经济的遭遇牵连，说我们需要养兵休息，需要重新整军筋骨。让我意外的是，这个发布会出来后，很多戏迷带来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决定要坚强地站起来。我立志，以后屏风表演班只做一件事—开门、上台、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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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我最喜欢悲剧。

但我导的大多是喜剧，即便导的悲剧，也是笑中有泪的那种。我是A型血的人，神经质、优柔寡断、多愁善感，有些时候也比较悲观。但我是一个积极的悲观者—消极的悲观者对任何事情就会怨天尤人、怨声载道、逢事就抱怨，停滞不前。可是积极的悲观者不一样，他看到了环境上对他有伤害，或者是困难，可是他积极的往前走，继续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继续做。我就是积极的悲观者。我做的喜悲剧也是这样，八个字—笑中有泪，泪中带笑。

你问我是不是喜欢打破传统，实际上还是要看你怎么去定位。我接受传统，但我也喜欢尝试新的东西—实验喜剧，靠的本来就是形式和想象力。比如刚刚上演的《三人行不行》，我们就把台湾版的趣味移植到了内地，添加了本土化的气息，所以京味儿浓厚多了。

我不知道如果不做戏剧，我还能去做些什么。或者可以这么说，除了戏剧，我不可能去做其他行当。戏剧对我而言是一份工作。但我很幸运，它是我的兴趣所在，兴趣又让我离不开它。踏入社会之前，我很茫然。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在台湾能从事什么行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冒出头来。我总觉得精英分子占满了三百六十行，论古道今，大概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重复前人所做过的事情。走出自己要走的道路，说着容易，做着难。但后来我突然想通了。

我想到了莎士比亚，我和他一样，同样从事着戏剧工作呢。当然，我没法和这个大文豪比，但有一点我比他强，那就是—我还活着！

（姚磊、受访人提供/图）

 （姚磊、受访人提供/图）

（姚磊、受访人提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