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的政治游戏——专访世界书展联合会主席卫浩世

2009年，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将联合组团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世界书展联合会主席、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的建议之一是：要让能够去做商业谈判的出版人自己去做，而不是官员代表政府去做

2005年，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韩国斥下巨资进行文化推广，在会上宣称孔子曾希望到韩国生活；活字印刷起源于韩国……今年10月10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因“主宾”加泰罗尼亚展团排斥西班牙语而遭多位西班牙著名作家抵制　　风端/图

卫浩世的专著《法兰克福书展600年风华》已在中国出版　　程绮瑾/图

    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全球最大的图书博览会，被称作世界出版业的圣地麦加。每年在这个书展上达成的版权贸易额约占全世界全年总量的75%。
    卫浩世（PeterWeidhaas）1973年开始出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当时才36岁。到2000年从法兰克福书展主席位置卸任，卫浩世已被誉为“书展先生”。
    就在他卸任之时，法国一家媒体评选近20年来影响欧洲的人，其中德国有三人入选：德国前总理科尔，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还有就是卫浩世。媒体阐述卫浩世的得奖理由是：因为他把世界各地不同意识形态的出版人带到了德国和欧洲，包括像阿尔巴尼亚、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
    现在，卫浩世担任世界书展联合会主席，为国际上多种书展出谋划策。他说：“书是本土的，语言的内容和特色都是本土的。所以出版业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不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并存共赢的关系。”
    他笑着说：“当年是法兰克福书展第一次‘统一’了中国。”1974年，刚刚出任法兰克福书展主席的卫浩世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大陆想派出版社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但提出条件：必须把台湾排除在书展之外。“这对于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就来到中国和政府进行了对话，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今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既可以看到台湾的展商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展商。在参展商名录上你会看到‘中国’，下面是北京或者大陆其他地方出版社的名字，空几行之后是台湾的出版社的名字，大家都在一个共同的展厅里各自展示自己不同内容的出版物，这也是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2009年，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将联合组团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文化将在欧洲舞台集体亮相。2005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韩国作为主宾国的表现，让中国的参展人大受震撼。韩国花巨资（折合人民币约1.5亿元）打造的韩国馆，奢华且富有吸引力。

为什么选择中国？
    南方周末：中国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的时间最后确定在2009年，这个时间是怎么定下来的？
    卫浩世：我一直努力让中国成为主宾国。大概2000年，我们就曾与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接洽讨论这个事情，但中国方面一直很难作出决定。这里有很多政治的讨论，我不清楚。我想中国不想安排在2008年的一个原因是奥运会，所以他们选择了2009年。
    南方周末：你一直努力让中国成为主宾国是出于什么考虑？
    卫浩世：中国历史悠久，是拥有最有趣的文化的国家之一。这些年中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越来越强大，但我们对中国文化还不了解，有些人甚至试图给中国塑造一些负面形象。我们想做的就是让大家看到真正的中国。
    我们每次安排主宾国都是尽量从世界不同地方选择。从1988年意大利作为主宾国开始，每年都有一个主宾国，包括法国、西班牙、希腊、立陶宛等，都是各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愿意来参与，因为花费颇高，而且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要做主宾国也需要进行大量讨论：什么是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文化？我们想向谁展示？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南方周末：你印象最深的主宾国是哪一个？
    卫浩世：每个主宾国都各有特色，如果一定让我说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1993年荷兰和佛兰德（比利时北部的荷兰语地区）。在那次书展之前，很多人对他们的文化没什么概念，觉得他们和我们名字差不多，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经过那次活动，大家发现他们其实有着很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他们的交流方式特别幽默，比如当你去音乐厅，本来正襟危坐要欣赏古典音乐，结果他们一上来是有个人用大提琴演奏了很多有趣的声音，然后在古典乐中间突然插上一段爵士乐。他们展示了他们的才华、灵感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那一次书展在德国掀起一股荷兰—佛兰德文学热。
    1988年意大利做得也很好。意大利人想做一个国家主题馆，他们自己出钱，自己组织。最后他们在法兰克福建起了一个“小意大利”。且不谈能卖出多少书，这样的活动能让人对一个国家有更多了解。我每去一个国家，总是会读他们的文学作品来理解这个国家的人，记得当我第一次去阿根廷时，我读了他们一位作家的作品，刚下飞机我就觉得：嗯，我知道这种味道，我明白这些人是在想什么。
    南方周末：1986年印度作为主题时，你们遭遇了很大的挫折。而去年印度再次成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卫浩世：1986年西方媒体还不接受印度，把印度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待，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去年印度怎么做的我不清楚，因为我已经不在位了。但是我去看了，挺好的。这二十多年大家关于印度的想法、感受都有变化，书展反应很正面，很多印度书籍由此被翻译成德语或其他欧洲语言。

除非他们真打起来
    南方周末：2005年韩国作为主宾国的表现，在中国引起很多讨论。有人感觉很震撼，有人则认为，当年韩国图书版权的成交量并不高。你怎么看？
    卫浩世：我属于前者。当然，参与书展是一种投资，是要做生意，但有些回报不是那么直接。主宾国可以在这里展示自身文化和国家出版产业的形象。1972年，我第一次去韩国做一个德国的书展时，我努力想理解韩国人，但是没有翻译，也得不到任何信息。我看到了漂亮的建筑、古迹，但我对这个文化不能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在2005年韩国作为主宾国这一年，我对韩国的认识增加了很多，包括认识了一些韩国的作家、学者，这是很重要的，未来的商机就蕴藏在其中。我们的书展不是仅仅关系到文学、出版，甚至还可以影响到一个国家未来的旅游业。
    南方周末：韩国在那次书展上，将活字印刷术作为他们的发明来呈现，在中国引起了很多争议。你们作为主办方是什么态度？
    卫浩世：（笑）韩国说是他们发明的，中国人说是中国发明的，我们德国人会说是古腾堡发明的。法兰克福书展上经常有很多争论。我们很引以为傲的是，一些存在敌意的团体，比如穆斯林和犹太人，欧洲人和前东德人，都能来到法兰克福一起来讨论。有争论是应该的，也很有趣。我们通常不会干涉，除非他们真的开始打架了。
    南方周末：对于如何在2009年做好主宾国，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有很多讨论，你有什么建议吗？
    卫浩世：法兰克福书展会把聚光灯都打向主宾国，会用整整一年去做推介，让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来了。现在重要的是要让读者产生兴趣。中国有一个问题，你们有很多书，但都是中文的。来法兰克福的出版商大部分是用英语的，大家打开一本书，没办法阅读，就没办法知道好坏。像我不懂中文，我只看过关于毛泽东的书，和一些英译本的小说、哲学书。中国的书翻译成德文的就更少了。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要翻译，要解释你们的文化。第二，参展方式可以更多样，不只是把书放在那里。第三，要让能够去做商业谈判的出版人自己去做，而不是官员代表政府去做。让中国的作家来这里，让公众了解、适应中国的文化。全世界的出版商聚集到这里，最后还是做图书交易的。他们想和中国的出版人交流，而不是和政府官员。官员和出版人有着不同的职责，不应该让人们觉得中国的图书市场是被政府控制的。过去30年，中国参与法兰克福书展的出版人越来越职业，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向着好的方向改变。他们做出越来越多的好书，也能对自己出版的书负责。我希望通过2009年的活动，能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出版业之间建立一种正常、友好、稳定的交流。
    南方周末：不只中国，很多参与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也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支持，你认为参与国际书展应该是一个政府行为吗？
    卫浩世：不应该是政府行为。但一些私人公司很难承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需费用，所以有些国家的出版公司仍需政府的经济支持。但法兰克福书展本身不是政府行为，起初它是由德国书商、出版商协会组织的。现在我们得到了政府的一点经济支持，用于资助大约25个弱小国家的出版人参展，为他们支付食宿、交通等费用。
    南方周末：你提到资助一些弱小国家的出版人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你们是直接与这些出版人接触，还是与当地政府接触？
    卫浩世：起初是通过那些国家的政府。但我们发现那些国家派来的人很多都跟出版完全无关，他们来法兰克福就是旅游、购物。所以我们转而求助驻那些国家的德国使馆，让他们帮助寻找10到20位该国从事出版业的年轻人，大家一起生产图书，这种做法很有效，最显著的成果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也受邀到法兰克福参展。
    柏林墙倒塌后，我们邀请前东德的年轻出版人到法兰克福，通过研讨会、沙龙等建立起感情联系，有些人后来还成为我们书展工作人员，我们在东欧一些国家也这样做过，这也是为什么法兰克福书展可以如此有趣，可以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感情对于任何事情都很重要，在书业中尤其如此。

让争论双方自己找答案
    南方周末：你讲到两德统一后，出版业经历了一个融合过程，现在进展如何？
    卫浩世：我有一本新书刚刚在德国出版，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前东德所有的出版业都是国有的。两德统一之后，前东德的出版产业完全改变了。他们要面对公开竞争，生产的图书少了，能卖出去的更少。一些出版社倒闭了，一些书店倒闭了，但也有一些新的私人出版公司出现了。
    以前东德很骄傲的一点是，他们是一个阅读社会。当时书很便宜，也比较少其他信息、娱乐选择，现在很不同了。
    我本人比较喜欢东德人，因为他们比较擅长交流。但在西德，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我必须比我的邻居强。西德的人都被教育成战士，要打败其他人，自己得第一。
    东欧剧变已经过去近20年，东德年轻一代也成长起来了，并且也学会了如何运用市场规律进入图书行业。现在东德西德，甚至在其他的行业这种资本严重不对等的情况已经基本上消失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还需要50年才能够达到一种真的平衡和融合，我们的目标是慢慢建立起统一的文化认同。
    南方周末：除了东西德的融合，法兰克福书展也一直努力让各种不同的文化都能参与进来。但是不同的文化毕竟容易起纷争。法兰克福书展的历史上，也曾遭遇过不少次抗议，甚至发生冲突。你曾说过，法兰克福书展不想卷入政治纠纷，但是书籍作为思想的载体，本身就是有意识形态在内的，作为书展组织者，你怎么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卫浩世：法兰克福书展并不排除政治因素。1968年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那之前两年，德国的学生和议会外的反对派一直在大力地抨击他们眼中虚伪的共和国的文化政策。在这场抗议活动的最高潮时期，即1968年，在书市附近还发生了街头逮捕活动，乃至流血冲突。当时的形势一度似乎还将继续恶化，但幸运的是，到1969年时双方都开始表现出一种更审慎的态度，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这次事件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我们所做工作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会干涉政治讨论的双方，他们要自己找答案，我们不打算教育任何人关于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任何东西。
    法兰克福书展不存在内容审查，如果参展商的行为涉及到版权问题，出版社可以请律师去法庭解决。我们作为主办者，不打算去控制整个书展，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聚到一起，讨论问题。比如中国的版权问题，也许在2009年时会被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