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爱国者的精神家园不是宣传出来的
“‘血缘’的爱国，还是‘制度爱国’” 《南方都市报》10月9日，邵建
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评论员文章，提到“……倍感只有与时俱进，爱国主义旗帜才能永不褪色”。我想用胡适的例子来谈一下今天该如何爱国。
胡适在其题为“去无道而就有道”的一篇日记中提到，“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必择威尔逊”。 这里的“人”其实就是胡适自己。在胡适看来“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适当然是爱国的，但他的爱国显得很理性，他一贯反对那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他说如果中国统治者在袁世凯和威尔逊中选择，他将弃袁择威，这是因为在符号的意义上，袁世凯代表的是皇权专制，威尔逊代表的是民主政治。无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论。胡适在爱国的选择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这里，胡适已经涉及两种爱国主义，一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一为“民主的爱国主义”。概而言，民族的爱国，是“血缘”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胡适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爱国当有一定的启示。
【点评者说】爱国主义经常被人利用，以致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无二。袁世凯口中的爱国就是拥护袁的帝制，蒋介石的爱国是爱“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结果都被国民所唾弃。胡适先生给爱国做出的民主优于民族的判断，体现了更深沉的民族主义。国家权力是国民说了算，国家因为民主制度而必须爱护国民，这样的国家才会毋须宣传便成为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好人一生平安，可一时呢？
“做好事还得留证据不是正常社会” 红网10月9日，马而立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找好证据、证人，足以自证清白后再做好事。可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不得不让人做好事前先掂量掂量。当一个社会缺乏起码的信任，当一个人时刻提防别人的误解，甚至做好事时都得穿戴好盔甲，这个社会就不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惧。当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盔甲，举着伤害他人尊严的长矛“自卫”时，其实已经将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到头来人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我们谁也不敢保证，今天你伤害了别人，明天别人不会伤害你。
【点评者说】如果，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是“圣人”，他们即使被冤枉、被辱骂甚至被判有罪，也能坦然面对；如果，所有不做好事的人，都会觉得“圣人”所作所为是值得尊敬的，即使不效仿也会心存感动；如果，所有做坏事的人，即使不被“圣人”感召，也能盗亦有道，那一定就是和谐社会了。不过，在和谐社会来临前，先来点更实际的，别让好人因为自己的良知而受伤。
拆迁改造，让中国的古都不古
“美国城市比中国的更古老” 《新快报》10月8日，作者：时东陆
一个城市的悠久与文明，来自两个方面的论据：第一是历史记载；第二是城市现存的古迹与历史建筑。历史记载当然是具体而生动的，但世界的许多名城只有文字记载，在现实中却无处寻觅。所以，城市历史最鲜明的证据就是现今仍然存在的建筑和古迹。
像北京、西安这样的城市，当然是古城，但是如果用第二个论据来审视，即便和只有两百年立国史的美国相比，也会发现一种令人诧异的历史反差：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一些城市，居然比中国的古都还古老。
得出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来自于现存的历史建筑和遗迹，比如在波士顿等城市，十八九世纪的建筑仍然具有较大的规模，17世纪的民居也能找得到，而且古建筑连成一片，十分历史性地展现自己的独特风貌，但中国即便是北京，历史建筑已经不具备整体性和连续性，而是星星点点，支离破碎，并且被新式建筑切割，覆盖，遮掩，错位。在反映城市历史的主体建筑上，波士顿超越了北京。而且，大多数中式建筑都是今日之仿造品，新式建筑风格又十分雷同，这导致城市之间相差无几。实在很难想象世界上任何文化会如此疯狂地连根铲除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而用别人的文化来宣称是自己的现代。
【点评者说】如果，在一座城市里，你走遍全城，都看不到几处上了年代的老宅，如何称其为“古城”？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在城市建筑的呈现上居然不如两百余年的美国。时东陆教授以他对中美两地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看似荒谬却事实如此的结论，振聋发聩。可惜，与其保留古建筑，还不如建造新楼房，才是肉食者的选择。因为这里有令他们动心的GDP政绩和金库。
小民从来不可欺
“弱者的抗议能否让银行惊醒？” 《长江商报》10月6日，作者：耿红仁
类似的刁难银行“一元一元地存(取)款”的事件，在北京、沈阳、西安等地都发生过，这一做法在网络上更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看似储户惹事生非、无理取闹的恶作剧，其实里面蕴藏着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尴尬现象：弱者的抗议。弱者的抗议往往表现为忍辱负重式的抱怨、在愤怒中转嫁、伤及无辜等，让人觉得离奇荒诞、不可思议，理性的诉求却不多见。可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轻率地斥责弱者,而应意识到，弱者的抗议是对希望的恳求、争取和透支。被抗议的“银行”，需要的是了解储户积怨的根源，切实做好服务工作，提高管理水平，而不应只是“很苦恼”。
【点评者说】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是由于权利保障没有畅通的管道。如果人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表达意愿的权利，人人都能够通过制度救济而保证尊严，谁会去采取那些看起来不符合文明规范的抗议行为呢？把弱者推向非理性，这才是更可怕的。
“‘血缘’的爱国，还是‘制度爱国’” 《南方都市报》10月9日，邵建
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评论员文章，提到“……倍感只有与时俱进，爱国主义旗帜才能永不褪色”。我想用胡适的例子来谈一下今天该如何爱国。
胡适在其题为“去无道而就有道”的一篇日记中提到，“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必择威尔逊”。 这里的“人”其实就是胡适自己。在胡适看来“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胡适当然是爱国的，但他的爱国显得很理性，他一贯反对那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他说如果中国统治者在袁世凯和威尔逊中选择，他将弃袁择威，这是因为在符号的意义上，袁世凯代表的是皇权专制，威尔逊代表的是民主政治。无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论。胡适在爱国的选择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这里，胡适已经涉及两种爱国主义，一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一为“民主的爱国主义”。概而言，民族的爱国，是“血缘”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胡适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爱国当有一定的启示。
【点评者说】爱国主义经常被人利用，以致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无二。袁世凯口中的爱国就是拥护袁的帝制，蒋介石的爱国是爱“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结果都被国民所唾弃。胡适先生给爱国做出的民主优于民族的判断，体现了更深沉的民族主义。国家权力是国民说了算，国家因为民主制度而必须爱护国民，这样的国家才会毋须宣传便成为爱国者的精神家园。
好人一生平安，可一时呢？
“做好事还得留证据不是正常社会” 红网10月9日，马而立
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找好证据、证人，足以自证清白后再做好事。可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不得不让人做好事前先掂量掂量。当一个社会缺乏起码的信任，当一个人时刻提防别人的误解，甚至做好事时都得穿戴好盔甲，这个社会就不仅令人感到悲哀了，而是深深的恐惧。当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盔甲，举着伤害他人尊严的长矛“自卫”时，其实已经将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到头来人人都是真正的受害者。因为我们谁也不敢保证，今天你伤害了别人，明天别人不会伤害你。
【点评者说】如果，所有做好事的人都是“圣人”，他们即使被冤枉、被辱骂甚至被判有罪，也能坦然面对；如果，所有不做好事的人，都会觉得“圣人”所作所为是值得尊敬的，即使不效仿也会心存感动；如果，所有做坏事的人，即使不被“圣人”感召，也能盗亦有道，那一定就是和谐社会了。不过，在和谐社会来临前，先来点更实际的，别让好人因为自己的良知而受伤。
拆迁改造，让中国的古都不古
“美国城市比中国的更古老” 《新快报》10月8日，作者：时东陆
一个城市的悠久与文明，来自两个方面的论据：第一是历史记载；第二是城市现存的古迹与历史建筑。历史记载当然是具体而生动的，但世界的许多名城只有文字记载，在现实中却无处寻觅。所以，城市历史最鲜明的证据就是现今仍然存在的建筑和古迹。
像北京、西安这样的城市，当然是古城，但是如果用第二个论据来审视，即便和只有两百年立国史的美国相比，也会发现一种令人诧异的历史反差：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一些城市，居然比中国的古都还古老。
得出这个观点的基础就来自于现存的历史建筑和遗迹，比如在波士顿等城市，十八九世纪的建筑仍然具有较大的规模，17世纪的民居也能找得到，而且古建筑连成一片，十分历史性地展现自己的独特风貌，但中国即便是北京，历史建筑已经不具备整体性和连续性，而是星星点点，支离破碎，并且被新式建筑切割，覆盖，遮掩，错位。在反映城市历史的主体建筑上，波士顿超越了北京。而且，大多数中式建筑都是今日之仿造品，新式建筑风格又十分雷同，这导致城市之间相差无几。实在很难想象世界上任何文化会如此疯狂地连根铲除自己的文化与历史，而用别人的文化来宣称是自己的现代。
【点评者说】如果，在一座城市里，你走遍全城，都看不到几处上了年代的老宅，如何称其为“古城”？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在城市建筑的呈现上居然不如两百余年的美国。时东陆教授以他对中美两地的观察，得出了这样的看似荒谬却事实如此的结论，振聋发聩。可惜，与其保留古建筑，还不如建造新楼房，才是肉食者的选择。因为这里有令他们动心的GDP政绩和金库。
小民从来不可欺
“弱者的抗议能否让银行惊醒？” 《长江商报》10月6日，作者：耿红仁
类似的刁难银行“一元一元地存(取)款”的事件，在北京、沈阳、西安等地都发生过，这一做法在网络上更不是什么新鲜事。这种看似储户惹事生非、无理取闹的恶作剧，其实里面蕴藏着一个令人非常棘手的尴尬现象：弱者的抗议。弱者的抗议往往表现为忍辱负重式的抱怨、在愤怒中转嫁、伤及无辜等，让人觉得离奇荒诞、不可思议，理性的诉求却不多见。可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轻率地斥责弱者,而应意识到，弱者的抗议是对希望的恳求、争取和透支。被抗议的“银行”，需要的是了解储户积怨的根源，切实做好服务工作，提高管理水平，而不应只是“很苦恼”。
【点评者说】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是由于权利保障没有畅通的管道。如果人人都能公平地享有表达意愿的权利，人人都能够通过制度救济而保证尊严，谁会去采取那些看起来不符合文明规范的抗议行为呢？把弱者推向非理性，这才是更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