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智囊机构“前传”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众多人士认为，中国官方智囊机构的发展是旧有决策模式受到挑战的结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冲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鲁志强在一次研讨中说，改革开放初，中央需要制定很多改革方案，找不着人，便在各部门中搜集人才，开始是不定期地到中南海去讨论研究，后来才成立了研究机构。
　　那时中共中央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务院有国务院研究室。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起草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讲话和重要的会议文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吴明瑜说，“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陪同领导出访和考察，一方面，是要记录了解领导的思想有什么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要掌握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就是综合各研究机构的报告，把重要的部分报送中央领导。”
　　而讲到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要智库，首先给人们深刻印象的是杜润生以及他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中央每年都要颁发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其中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挥了重大作用，该机构也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
　　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后来发挥了巨大影响的机构，其职能中就有“改革理论创新、设计总体方案”等，因此被形容为改革的“参谋机构”，而其下属的体制改革研究所亦成为著名官方智囊机构。
　　时任体改委总体规划组处长的徐景安负责每年的体制改革规划的起草。徐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当时中央并没有对规划有具体要求，而是规划组的人自己调研并综合各方意见写出方案，经讨论审定成为改革文件，以指导全国改革。
　　后任该研究所副所长的徐景安说，每年国务院召开改革座谈会以及各种专题讨论会，体改所承担着输送年轻学者的任务，对中国改革的宏观决策提供意见。体改所被认为是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库”。
　　就在体改所大放异彩的1985年，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和价格研究中心合并成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直属国务院的机构被描述为“国务院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机构也发挥独特的作用。
　　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后来中国的众多经济高官和著名学者都出身于上述机构：
　　发改委主任马凯曾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央行行长周小川时任体改所副所长，当时体改所的年轻人还有张维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学者林毅夫当时则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老将”和“新秀”
　　1980年代官方智囊机构的特点是，经济型机构光芒璀璨，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另一些机构已跃跃欲试，这其中既包括“新秀”，也有早就有的“老将”。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就确立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了报告，就当时的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论述。
　　这被认为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到中央党校“吹风”的开始，其后的历次党代会前，最高领导人都要去中央党校“吹风”，这无形中增加了中央党校的影响。
　　随后的1994年，直属国务院的国家行政学院成立，“提供政府管理政策咨询”的定位使它迅速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为“一政一经”两大国务院智囊机构，而老牌的中国社科院则开始从理论研究更多地转向现实问题。
　　不过此时一两个智库独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9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各种研究机构纷纷跃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