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证人

玛丽·卡尔文，56岁，美国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11年前在斯里兰卡采访时，她被炸伤，失去左眼，从此以独眼形象行走江湖

她出现在北爱尔兰、车臣、科索沃、加沙、东帝汶、斯里兰卡、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了解她的同行都觉得，她几乎不缺席战争现场

2011年2月4日，玛丽·卡尔文在埃及开罗塔里尔广场采访

美国东部时间2月22日，纽约州长岛市科尔文家。

早上5点，电话响了。

“这么早，一定不是什么好事。”老迈的洛斯玛丽•科尔文太太心里一惊。56岁的女儿玛丽•科尔文供职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正在叙利亚。那里战火纷飞。

电话那头告诉老科尔文太太：在撤离临时媒体中心时，玛丽被炮弹击中，身亡。

老科尔文想起最近一次听到玛丽的声音，是在前一天的电视里——她接受CNN的卫星电话采访。

在询问了叙利亚城市霍姆斯的最新情况后，CNN的主持人问玛丽：“你为什么还在那儿？我们的记者队伍已经离开了。”

这是一个玛丽再熟悉不过的问题。作为一名老牌的女性战地记者，尤其是在2001年的斯里兰卡内战中左眼被弹片致盲后，她对“为什么”的回答几乎可以总结成一套“科尔文原理”了。

“我强烈地感到，他们（战争中的平民）应该得到展示。通过这些告诉我们的受众‘什么是现实’，在我看来更有力量。这里有2万多叙利亚平民，男女老幼手无寸铁，到处躲藏。这个（之前报道中提到的）孩子是今天死掉的两个孩子之一，是每天都要受伤的孩子中的一员。这个孩子会引发人们的思考：这里是怎么了？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止霍姆斯每天发生的谋杀？”

向来语调冷静的玛丽，依旧保持着她的语气，但使用了一个并不常用的、带有强烈倾向的词汇——“撒谎”。

“他们（叙军）说他们的目标只有恐怖分子，但撒谎。”

在老科尔文太太听到女儿的声音之后不久，大概几个小时，玛丽自己成为霍姆斯每天发生的“谋杀案”中的受害者。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22日报道，叙利亚军队曾誓言“杀死任何踏上叙利亚土地的记者”。跟玛丽一同殉难的还有法国《巴黎竞赛画报》的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28岁的他刚刚获得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赛）一等奖。

离开还是留下？

“她本来应该在周三的时候离开叙利亚的，”老科尔文太太说。“她的编辑告诉我说，他前一天给她打过电话，说太危险了。她说她正在写一个故事，她希望写完，这很重要，她会在周三的时候离开。”

离开还是留下，或者说，用多长时间去离开，是工作让她必须时刻面临的问题。时间意味着生命。

1999年的东帝汶，她用了4天才离开。

这年8月30日，东帝汶通过全民公决宣布独立，正式脱离印度尼西亚。随后，亲印尼派与独立派发生流血冲突，二十多万难民逃至西帝汶，其中1500多名妇女儿童躲进了帝力（东帝汶首都）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维和部队已经撤离），但基地随即被亲印尼派军队包围。

玛丽本可以离他们而去，但她拒绝了。通过她自己的报纸和全球的电视台，把这些妇孺的事情告知全世界，以此帮助他们。舆论回报了他们，联合国展开积极营救。4个严酷日夜的等待之后，这些妇孺被疏散到了安全地带。

她因4天的“不抛弃”而饱受赞誉。

2001年的斯里兰卡。她并不熟悉斯里兰卡——那不是她擅长的报道领域，她不熟悉地形、历史，或者当地人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其实，她本来并不想去，但海外新闻编辑问她是否能去补缺报道这个的时候，她还是去了。

她瞒过当地政府，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该组织的高层。当她返回时，遭到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腔和眼睛。她被俘虏了。在美国大使馆的交涉下，玛丽活着回到纽约，但永远失去了左眼，脑袋里的弹片也无法取出。

在斯里兰卡报道的结尾，玛丽写道：“现在我最最想要的就是，一出医院就能喝上一杯伏特加马蒂尼、抽上一支烟。”当她简单打点行装，搬到纽约宾馆住下后，被敲门声叫醒。侍者呈上来的托盘里放着一大瓶伏特加，以及所有可能用到的调酒搭配供她选择——她救助过的东帝汶的人们没有忘记她。玛丽的斯里兰卡后遗症居然是这样被治愈的，“只有上帝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东帝汶的人们治愈我的。”

她不再为左眼难过（从南亚回来的玛丽曾被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而是为它戴上黑色的眼罩，海盗式的。这个不期而现的“装饰品”让她的形象和名字一起，广为人知。已经不存在的左眼还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人们更加关心：为什么要去前线？损失值得吗？

2010年，在一场纪念殉职战地记者的仪式上，玛丽发表演说：

“我经常会问自己，我写出来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险？……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

永远没有意外

老科尔文太太家的客厅里，摆放着女儿戴眼罩的生活照片。她说，劝女儿不要去战场，那是白费力气。

“如果你了解我女儿，劝阻什么的都是浪费，甚至连提都不要提。她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决绝、热情，这就是她的人生。在她的字典里，没有‘不要做这个’一说。这就是她的信仰：写出这个故事，不是仅仅浮光掠影拍个照片，而是尽可能以刻画生命的深度去传递故事。”

她出现在北爱尔兰、车臣、科索沃、加沙、东帝汶、斯里兰卡、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了解她的同行都觉得，她几乎不缺席战争现场。有人说玛丽采访卡扎菲的次数超过所有英国记者的总和。

玛丽曾经的同事约翰•卡西迪在回忆她的文章中写道，2003年，他在萨达姆甫被推翻后的巴格达找到玛丽。这不意外，“就算她说她跟萨达姆以及他的儿子乌代一起躲藏流亡，我也不会太怎么吃惊。”

在玛丽去世前一天，约翰也看到了她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当隔天得知她的死讯，“坦诚地讲，我一点也不吃惊。我当然祈盼她有九条命，能够长寿，老死在床上。但那仅仅是你的朋友不断身处险境的时候，你安慰自己的话。以任何客观的标准衡量，玛丽都生活在危险之中。她当然会在霍姆斯。要不，她还能在哪呢？”

“玛丽多年前就决心为做一名战地记者而献身。其他任何事情——她的健康、家庭、个人生活，统统都是次要的。”玛丽结了3次婚，都以离婚告终。她的结婚对象都是战地记者，两次嫁给同一个人，还有一个前夫在2002年自杀身亡。她没有生育后代。

“我们最后一次吃午餐时，她用沙哑的嗓音说，她可能会写一本书，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也许在某个智囊团或者新闻学院找份工作。”约翰回忆说，“我想，我们都清楚她永远都不会这么做的。”

玛丽确实也曾经尝试过放弃去现场采写报道，有几年时间，她改做内勤，修改稿件，管理其他记者，“她几乎被枯燥的工作憋死”，不久她就重新搭上飞机，奔赴新闻现场。

还是在2010年的那场演说中，玛丽说：“在这个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滚动新闻时代，有博客，有微博，不论我们在哪儿，总是随时待命。但是战争报道基本上没有改变——总得有人去那里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不去那些人们遭枪击和有人朝你开枪的地方，你就得不到新闻。”

在回忆文章的结尾，约翰希望宽慰玛丽的亲友，也包括他自己：“人总有一死。玛丽死于她热爱的事业，让她感到生机勃勃的事业，这让新闻从一份工作升华为更伟大、更崇高的东西——使命。这么说也许不足以安慰她的亲友，但这就是事实。”

在玛丽人生的最后一篇报道中，她提到自己通过走私路径偷偷进入霍姆斯，一路颠簸，骨头都震得要散架，“男人们聚集在反对派自由叙利亚军的检查站的篝火旁，虎视眈眈地盯着任何形迹可疑的车辆”，“我在黑暗中攀越墙壁，钻进泥泞的战壕”，“这座城市就是一出巨大的人间悲剧。居民生活在恐怖中。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受到心爱的人死去或受伤的打击。”

“假如那里没有战争，”玛丽写道，“从黎巴嫩边境到霍姆斯的乡间旅程会是一首田园牧歌。土路旁的村庄里，水泥房屋挤挤挨挨，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但路旁柏杨成行，小路蜿蜒，穿过果园，那里，满是杏树和苹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