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乡愿与斗士

生活中的梁晓声或许是个乡愿，低调、充满温情，但在争取公权力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晓声是个斗士，声色俱厉、直言上书

一名读者写信给作家梁晓声，介绍自己是人大学生，临近毕业却大病一场，工作也没法找，回到山东农村老家休养，惟一的慰藉就是这位原籍山东的作家的小说。

62岁的梁晓声愿意相信他。应其要求，梁晓声寄去了新作，但并未像信中希望的，在书上为他题上几句鼓励的话。鼓励的话成为一封独立的信，而题词，则用了4张宣纸——这名颈椎病一度严重到无法低头，需要戴着颈托、将稿纸放在定制的支架上才能写作的作家，一气写了4幅大字。

“我跟他说，你生活这么苦，先不要励志的话了，我不起这个作用。你把这几幅字拿去卖了，能卖多少是多少，改善一点生活。”梁晓声说，“但是低于500块就别卖了，丢我的份。”

无口号，不高调，带着人情温度，切实作用于生活。这种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梁晓声所熟悉的，是他少年时的成长资源、知青年代的解脱力量、身为作家的情怀所系，也是作为政协委员知人论世与把握自己的重要坐标。在体制与大众的夹角中，他以这种情感，将自己绑定在当下中国。

站在中国的弧上

“梁先生变了，不像以前那样激烈表达意见。我们需要的不是腐臭的文人，我们需要一个撕毁一切的人。”

这条留言至今使梁晓声心惊。他不用电脑不会上网，实名博客由出版社编辑打理，定期将网友评论、留言汇总打印，交给他一一阅过。“撕毁一切”这个词，带着他熟悉的一类气息与记忆，扑到他面前。

1980年代的梁晓声几乎是知青的代名词，代表作如《雪城》、《年轮》皆为小说其形、修史其志。1990年代他直书《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貌似学术专著，观察方式与行文风格其实更接近文人式的群像刻画，谠言不公、直议现实。2000年以后，他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前年两会期间形成话题的“警惕灰色阶层”，便出自其口。

梁晓声一以贯之的平民立场与底层关怀，固然为他带来广泛的认同；但鲜明到带有简单的两元论倾向，引发的诸如“新民粹主义”、“仇富心态”之类的批评声音亦不鲜闻。通过这条留言，他发现，自己陷入的其实是鲁迅所谓的四面受敌、“横着站”的境地。

“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撕毁一切的人。就算现在出来一个撕毁一切的人，我也不会跟他走。”在1980年代分配的老房子里，在隔壁的装修打钻声此起彼落间，梁晓声说。

这是这个时代的回声，绕梁不去地提醒这30年的中国出了问题。“现在有3个中国。一个是数字中国，也就是官方说法中的中国：高速、高铁、高楼、GDP、国家实力、外汇储备、富豪榜……；一个是网络中国，很多人都不快乐，郁闷、愤怒、骂娘，嚷着‘撕毁一切’；另一个是身边的中国，也就是每个人每天过的日子，相比从前，确实是好些了。”梁晓声说。

只有3个中国叠在一起，映出来的才是真实中国的形象，但当下三者之间呈现出来的冲突，梁晓声认为是前所未有的。去年夏末别人引述他的一句话在微博上激起千层浪：“如果10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后来面对媒体时，他澄清，他的原话是“如果回到从前那样”，而非转述者所称的“像现在这样”。

时间线一重设，立场立变，先前骂他的或引其为同道，原来赞他的却斥其转向。人们似乎都乐于且急于以自己的理论与经验诊断中国，开出药方，并且唾弃那些意见相左的庸医。梁晓声都不以为然：“我是站在一段弧上的。我既然可以背对体制这个圆，你以为我就要面对大众这个圆？见鬼去，我是独立的。”

每一步都可以星光灿烂

“站在弧上”或许得从梁晓声从小的“异质思想”说起。他出身工人家庭，文学启蒙是大他6岁的哥哥历年的语文课本：“那时候哈尔滨的中学语文课本叫《文学》，里面有《岳飞枪挑小梁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孔雀东南飞》、《普罗米修斯》、《春风沉醉的晚上》……”

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丹科》：一族人迷失在黑夜的森林里，丹科，英俊勇敢的青年自告奋勇给人们带路，被黑暗绝望所折磨的人们却因此责怪他。为了拯救他们，丹科取出自己的心，照亮前路，领人们走到自由之境而倒下，他的燃烧的心被毫不在意的族人踩过，落成一地的小星星。

英雄主义美学吸引了这个贫家少年。他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常年在外建设，母亲和5个儿女挤在28平米的土坯房里，没有下水系统，一下雨整个大杂院就泥泞如田间。但他愿意相信，人的每一步都可能走出星光灿烂。

他也去小人书铺看书，薄的一分钱，厚的两分钱，待在铺里看半天。冬天的时候外面飘着雪，屋里生着炉子，烧着热水，烤着馒头片，慢慢地传出香气。

这是他熟悉的一种秩序。他曾弄丢了书铺一本屠格涅夫的《木木》，书价1毛8，靠同学帮忙凑钱总算赔上了。而后“文革”来了，他期待过、抚摸过、感动过的书，被堆在马路上全烧了。“觉得家园被毁了的感觉。”梁晓声说。

1968年，他成为当年哈尔滨29中仅有的两个知青之一。父亲每月工资64元，寄回家40元作全家的生活费。大哥在大学期间得了精神病，因为负担不起住院费，只能关在家里。上山下乡通知到来时，梁晓声毫不犹豫地第一批报名——为了每月四十多元的工资，可以替大哥交住院费。

但异质思想很快给他惹了麻烦。刚到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他被任命为班长，而后党支部讨论决定让他担任小学教员，随后又调到团报道组当报道员。但一年以后精简机构，梁晓声成为被精简的两人之一。“一方面是我在报道组里，大多数时间都用来写自己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林彪坠机事件之后，开会传达江青同志的话：主席早在30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大家都在真诚地忽悠着，但我不信。30年前就看到今天，那干嘛把他扶成接班人？坚决不信。”

乡愿是我的贵人

被精简后回不到原单位，梁晓声来到一团的木材加工厂当出料员。大锯响起，一根木头几分钟内被切割成木料，两名出料员得在下一根木头上锯台之前将木料挪开。“我想起《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拧螺丝的样子，我也觉得我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说的，工人最大的愿望是破坏机器。听到大锯被钉子卡住的声音就松一口气：终于坏了。”

身高不足1米7的梁晓声宁可选择最累的抬木头，8个人抬轻则五六百、重则一千斤的木头，“但抬木头可以自主休息，抬一根可以歇一会，我吸烟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

“我从不低头，但身体真的支持不住了，精神非常绝望。后来进复旦，体检查出严重的肝炎，就是因为当时的高强度劳动和缺乏营养。”梁晓声说。他给亦师亦友的兵团宣传部崔干事写信，申请离开兵团或调往师团，“不然我就回山东老家去做插队知青。”

他原本希望惜才的崔干事能向团里打个招呼。结果崔花了4天时间，从佳木斯过哈尔滨，转嫩江经黑河再来到团里。当他穿着借来的军装站到梁晓声面前时，梁晓声热泪盈眶。“崔干事就是个大乡愿，可是乡愿有什么不好的？我的命运是靠着一个个乡愿的帮助改变的，他们是我的贵人。”

在一乡之地人人称道的老实恭谨者，孔子称之为“乡愿”，亦有伪君子之意。孔子严厉地将其定性为“德之贼”：能赢得所有人交口称赞，显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够坚决，对俗世人心反有迎合，这种表面的、讨巧的正面形象滋乱了德行。

但梁晓声生逢1949年。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胶葛一身，乡愿是大是大非缝隙里的肉身温度；个人史与家国史互文印证，乡愿是字里行间穿行的草蛇灰线。“在我经历的年代里，见过那么多划清界限、严酷斗争、六亲不认、落井下石……所以我太欣赏乡愿了。”

崔干事跟团部谈了话，并且将梁派去哈尔滨的黑龙江出版社实习。梁晓声回忆：“那半年我住在家里，兵团工资全开，每天还有8毛钱的补助，那是那时期我母亲过得最好的日子。”

1974年，梁晓声遇到另一位乡愿：复旦大学来黑龙江招工农兵大学生的陈老师，看过梁晓声在《兵团战士报》上的文章，沿着崔干事当年的路线来找他面谈。俩人聊了会对文学作品的看法，陈老师突然问：“你对《怎么办》这本书怎么看？”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作为改良主义的代表被批判。但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上过火刑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斗士。陈老师只听我说，不发表意见。聊天结束时，他说，今天的内容别跟任何人讲。”

收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梁晓声发现上有备注，限本人使用。陈老师的谨慎可能不仅改变了他的前途，也改变了他的生命：当时梁晓声并未意识到，已有征兆的身体浮肿是肝炎引起的。复旦的第一个学期，他是在隔离病房度过的。

不争取凭什么给你？

复旦毕业分配，梁晓声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搬进14平米的筒子楼，一直住到1988年。写作环境因陋就简，平时趴在四腿不平的饭桌上写，冬天则在暖气上架一块木板斜靠着写。筒子楼里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却也使他的颈椎骨质增生严重。

1982年，梁晓声的作家之路正式启程，《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并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更是丰收年，小说《父亲》与《今夜有暴风雪》分别斩获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与中篇小说奖，根据后者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同年上映。

相比伤痕文学的哀鸿遍野、反思文学的抽离姿态，梁晓声的小说提供了另一种观照：批判极左思潮，但肯定热血青年的理想主义。在当时文坛的感伤调子中，梁晓声的北大荒与张承志的大草原同属异声。王蒙盛赞《今夜有暴风雪》：“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

在保守体制与改革力量的较劲中，梁晓声的作品能够刊发及评奖，都是有人担了责任的。“小说能出来，是编辑、主编说‘撤我也认了’才发出的。评奖当时是陈荒煤（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他们担着。”

至于电影，1980年代初，《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与《今夜有暴风雪》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同时开机，拍了一半又同时下马。之所以能面世，是因为梁晓声给电影厂领导写了信：“我直接骂娘了：当时你们说小说代表共青团精神，作为作品得出来。一部电影投资七八十万，两部一百五六十万，你们让人民的血汗钱打水漂？”

而获得1988年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的《雪城》，拍摄完毕后，是否播出又成了问题，“请了陈荒煤出来说话：‘这个还可以，我看没什么问题。’有人说话担责任才能播出来。”

甚至于到了1990年代，电视剧《年轮》也是类似命运。“原本的摄制单位是中央电视台，但不能拍了，转到北京台。到了年底又说不能评奖。得不得奖我不在意，但是我作为编剧没有资格评奖，相当于犯了错误，圈里的同志当面不敢看我，背后指指点点。变成这样的状态，不觉得可笑吗？”

这回梁晓声直接给当时的宣传部长丁关根写信，质问不评奖的原因。他至今记得那个严厉的开头：“丁关根——没有同志——：恕不问好。”

次年《年轮》被补上了“五个一工程”奖。“我的一切说话的权利，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不争取，凭什么给你？”梁晓声说。

没有创作我活着干什么

1988年，儿童电影制片厂想让梁晓声来当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条件是分给他一套二居室。梁晓声当即答应。住北影筒子楼的时候，父母曾来合住过一段时间，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父亲高兴地说：“终于住到有地板的房子了。”

远游京畿，他几次梦到父母生病。房子一分到，他发电报让父母来北京“住好房子”。一个星期后带父母做身体检查时，发现父亲已是胃癌晚期。

照顾病重的父亲与主抓儿影剧本，使梁晓声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小说创作锐减，只能抽空写些散文。到1995年后，他才重新开始长篇写作。

2002年，颈椎病已使他无法低头，大夏天都得戴着颈托，极其闷热不适。写作对他来说成为痛苦且艰难的体力劳动，他开始不想写作。同时有朋友力邀他去北京语言大学教中文，他觉得写板书可以锻炼肩颈，便答应了。

随即他发现，除了小说、散文、杂文、剧本，他还得开始写教案。他没有丢掉任何一份责任，但意识到创作才是真爱，“创作是情人，稿子改过和没改过，就是不一样，能对得起你。没有人和人的关系能达到如此。政协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文坛也一样。但对我来说，创作这件事，是不能没有的。没有创作我活着干什么？”创作量超过1000万字的梁晓声说。

次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梁晓声的方向有所调整，不再写问题小说：“有问题就总结成提案，到政协去说。要是写成小说的话，不管是问题中问题外的人都不看，只有业内编辑看，那有什么意思？”

2008年，长篇小说《政协委员》出版，梁晓声称这本小说里“有我的泪水有我的影子”。但事实上，梁晓声接这个题材的时候，原定是作为电视剧本。“我希望按我的理解创作，塑造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政协委员。交了前几集过去，因为还没有介入生活没有具体矛盾，评价是懂政治、懂政协，尤其是编剧选对了。还建议我胆子更大，少有顾虑。再交几集，具体矛盾出现了，就开始被批判，接着就是严肃的问题：编剧选错了。”

结果是梁晓声退还了稿费：“我只是理想化了一个政协委员应该做些什么。”

是乡愿，也是斗士

一名出租车司机向梁晓声抱怨现在的社会太糟了，不如回到从前。梁晓声惊讶于年轻人的历史知识之差：“你知道1960年饿死多少人吗？你知道‘文革’整死多少人吗？”

司机轻描淡写：“从前不过整了你们知识分子。”

“我当时浑身发冷，”梁晓声激动地回忆，“在政协拍桌子争取来的那些权利，结果是为了这样的人，心里真想骂娘。”

对复杂的当下中国与中国人的把握，需要经受这类细节的冲击才能成型。碰上实打实的现实，乡愿们永远有鼻青脸肿却心酸眼亮的时候。比如梁晓声的作品里，底层永远没有大恶。“我看得到他们的不争、浑噩、偏执、沦落，溺爱子女，不懂教育，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但我不忍呈现。他们已经够不幸了，再表现出来，他们自己也无法看到，有什么意义？我愿意去发现他们身上的一两点亮色，对此大唱赞美诗，也许他们或他们的孩子看到能有所感动、有所影响。”

生活中的梁晓声或许是个乡愿，但在争取公权力上，知识分子梁晓声是个斗士。他选择杂文、时评来针砭时弊，更会直接写提案来促进推动：取消农业税、减免农村子弟上学负担、医保社保养老金向农村覆盖、打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反复说，一直说，声色俱厉地说，有时候拍着桌子说。我没有白当政协委员。”

个税起征点征求意见时，梁晓声提的是5000元，他很不满意专家论证的3000元：“只要论证出来，国家是能接受的啊，没必要先把自己的姿态放那么低。还好网上参与了变成3500元，这就是争取来的。”

他不用网络，但对网络的力量充满期待：“有了网络监督，现在官员开会都不敢公开在桌子上摆烟，戴什么表、穿什么鞋、住什么宾馆……都会被发到网上，监督还是在起作用。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在网络上辱骂和恐吓就是战斗，有时候还是很有效果的战斗。”

至于他习惯的上书，也在齐头并进。最近发出的一封他表示不能透露，但目前正打算建言建立一个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的国家基金：“扶持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现实问题的电影电视剧。商业公司不会投资这类片，只能靠国家。我们有这么丰富的现实资源，全世界都是后现代的时候，我们要拍出带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的作品，让中国人感受国家与自身的命运。”

调去北语的时候，学校要给梁晓声分房，他拒绝了。他在2000年为妻儿购置一套新居，觉得已经够住。“我个人对时代强烈的要求，是言论空间还不够大，但文人不能只为自己争取。我还是希望社会好起来，大家消消气，在路上走的时候见到每个人都面露微笑。不然你一个人好，有什么意思？”

位于黄亭子的老房被用作书房，1980年代的装修一成不变。没有其他安排的时候，梁晓声白天去书房写作，晚上沿元大都城墙走20分钟回家吃饭。华灯辉煌，车流如织，他觉得回家是很安定美好的事情。

青年时代，每次回哈尔滨他都近乡情怯，那个大杂院里的家，没有地板，没有像样的窗子，他不知道如何带给蜗居于斯的父母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终于活到了一个程度，可以从一个有暖气的屋子走到另一个有暖气的屋子，在这种生活到来前，我没想过可以住上在屋里洗澡上厕所的房子。现在，幸福的生活大概也就如此而已。”霜鬓萧萧的梁晓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