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马勒,孤独的圣者

马勒经常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到处被看作闯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

1901年深秋,维也纳歌剧院院长马勒在朋友的聚会上邂逅阿尔玛并狂热地爱上她。有维也纳第一美人之称的阿尔玛,时年22岁,正在跟策姆林斯基学习作曲。尽管马勒债台高筑,年逾不惑,在歌剧院的位置岌岌可危,尽管这场恋情遭到周围所有人的反对,面对马勒向阿尔玛提出的放弃作曲、“从现在开始,你只有一个职业:使我幸福”,阿尔玛还是选择了马勒。她感到马勒的价值比她认识的所有男人远远高出一大截。

作为指挥家,马勒对瓦格纳、莫扎特歌剧的非凡诠释,使他从布达佩斯、汉堡歌剧院一路执棒到欧洲音乐艺术的塔尖维也纳歌剧院。瓦格纳歌剧、斯特劳斯音乐是维也纳宫廷的口味。成长于维也纳艺术沙龙之中,创作了上百首艺术歌曲的阿尔玛,最初对马勒的作品一概不喜欢。“不合我的口味”,她这样评价马勒的第一第二交响曲。这也是维也纳人对马勒音乐的认识。

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走入崩塌之境,尼采、叔本华成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导师。马勒用“令人伤感”、“迷惑不解”描述他所面对的“凌乱拥挤、喧闹忙乱的生活”。他认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却始终在混乱的世界之外寻找心灵的归宿和生存的价值。他也曾追随尼采和叔本华,但不接受“上帝死了”这个说法,当尼采的超人思想发展成纳粹主义的时候,马勒彻底抛弃了新思想。热恋中的马勒在阿尔玛家看见《尼采全集》时,请求她立刻扔到炉子里烧掉。

其时,反犹主义甚嚣尘上。马勒的犹太人-基督徒身份使他磨难重重。他以指挥瓦格纳歌剧闻名,而在他心中占据至高位置的瓦格纳却是坚定的反犹人士。当得知马勒即将接任维也纳歌剧院长和指挥职位时,瓦格纳遗孀柯西玛发表了“完全不能容忍一个犹太人做维也纳歌剧院院长”的声明。为获得院长职位,马勒不得不受洗改宗,皈依天主教。

马勒经常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到处被看作闯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当时的德意志音乐家协会有意避免和马勒接触。马勒觉察到了,“对于强加给他的孤独和排挤欣然接受”。十年维也纳歌剧院院长生涯,他遭受了最猛烈最无情的人身攻击,马勒称其为“十年战争”。

马勒被称为夏季作曲家。演出季结束后,每年夏天,马勒来到远离尘嚣的僻静之地。工作间里只有一架钢琴、巴赫的乐谱和歌德、康德的著作。在平静美丽的自然景色中,马勒完成了第二至第九交响曲和《大地之歌》。

1910年9月12日,《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展览大厦音乐厅首演,这是马勒在欧洲的最后一场演出。这首庞大的弥撒曲由千人合唱队、8个独唱演员和百人乐队出演,被称作千人交响曲。阿尔玛写道:“马勒,这个神圣的精灵,把庞大的群体变成了光的喷泉。在场的每一个人,内心的体验是语言远远无法形容的。演出一结束,场内发出狂暴的欢呼声。我在舞台后面,感动至极。”

1907年被阿尔玛称为痛苦和恐惧之年。6岁的大女儿白喉夭折,马勒被诊断患有严重心脏病,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职位,远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这时,马勒从德译本《中国之笛》(中国古诗集)中体味到的悲戚孤独正好贴合自己的心绪。从美国返回欧洲的第一个夏天,马勒选取李白、王维、孟浩然、钱起的诗歌,在托布拉赫完成了《大地之歌》。他将自己对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都写进这部作品中。“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这首《送别》被马勒选为第七首《告别》,改编后的歌词透露出的完全是马勒的心境:在这个世界/快乐和我无缘……我回我的家园……我再不远走他乡/我心已枯槁/只等那个时刻来临/春天降临/亲爱的大地仍将是处处鲜花,处处绿茵/遥远的天国无处不闪耀永远明亮的蓝色/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

马勒对《第九交响曲》怀着巨大的恐惧。贝多芬和布鲁克纳都没写到《第十交响曲》。写完第九,他对阿尔玛说,这其实是《第十交响曲》,因为《大地之歌》是我的《第九交响曲》。他的花招没有骗过上帝。当51岁的马勒开始创作《第十交响曲》时,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格林岑公墓,马勒的墓碑上只刻了他的名字。他说,前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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