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24）

启蒙思想家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所称的“人类科学”。

启蒙运动到底有多科学，事实上是存在争议的。尤其在法国，实证主义便不怎么能吃得开。17世纪的科学家一直醉心于探索自然世界的本来面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更关注的是提出人类社会可能或应该具有的面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孟德斯鸠认为气候在塑造中国政治文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魁奈认为农业在中国经济政策中最为重要，斯密认为中国的停滞不前源于对外贸易开展得不充分。这些人没有哪一个曾到过中国。约翰·洛克和克劳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也认同，人类的思想就像一块白板，有了教育和实践后才逐渐成形，但他们都没有一点实证方法证明这种观点。这和其他思想一样，均是广泛阅读和思考的结论。

启蒙运动轻易取胜之处在于，它以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学的迷信。伏尔泰、休谟、爱德华·吉本和其他人在其哲学或历史著作中，曾以较为微妙的方式嘲讽基督教，而腓特烈大帝则十分直接，对基督教表达了极大的蔑视。当发挥讽刺作用时，启蒙运动便是最有成效的，如吉本就早期基督教写出的令人着迷的章节（《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第十五章），又或者在《老实人》中，伏尔泰对莱布尼茨所言称的“天下事尽善尽美”予以了毫不留情的讽刺。

然而，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或许当推斯密对公民社会相互联系的习俗（《道德情操论》）和市场经济所展开的分析（《国富论》）。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著作相比，尤其重要的是，这两部著作都深深地根植于他对自己身居其中的苏格兰资产阶级世界的观察。但是，很显然，斯密所言称的市场那“看不见的手”得放入惯常的做法和相互信任的大背景下，而操着法语、更为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竭力挑战的，不仅是沿袭已久的宗教体系，其矛头还指向了由来已久的政治机制。瑞士人卢梭所著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对没有建立在“大众意愿”上的任何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都表达了怀疑。孔多塞侯爵在其所著的《黑人奴隶制问题的思考》（1781年）中对没有自由的劳工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个普鲁士国王可以嘲讽基督信仰，那么，什么又能阻止来自巴黎的御用文人对他们自己的国王和王后极尽辱骂之能事呢？启蒙运动的尾巴很长，从康德家乡风轻云淡的哥尼斯堡，延续到藏污纳垢的巴黎贫民区，这里也是《装甲录》（Le Gazetier Cuirasse）这类毁谤书的老巢，《装甲录》由夏尔·莫兰德主笔，它对政府粗俗的攻击就连伏尔泰也感到震惊：“这是一本邪恶的著作，从君主到公民的任何人都遭到了他狂暴的侮辱。”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启蒙运动所产生的部分预期的革命成果在于，该运动本身便是一场上层贵族化的运动。其中最为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是孟德斯鸠爵士、米拉波侯爵、孔多塞侯爵及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男爵。出身较低的启蒙思想家全都或多或少地依靠皇室或贵族的资助：伏尔泰依靠夏特莱侯爵夫人，斯密依靠布克莱公爵，弗里德里希·席勒依靠符腾堡公爵，狄德罗依靠凯瑟琳大帝。

与其他的君主一样，腓特烈大帝所做的，不仅仅是给知识分子提供摆脱宗教和其他桎梏限制的自由，他所提供的支持也绝不仅仅是在无忧宫为伏尔泰提供一处容身之所。1740年6月，莫培督证明了牛顿的假说——地球是一个椭圆球体，在两个极点稍微扁平，腓特烈对此印象十分深刻，随后便邀请这位法国人来柏林，协助他创建普鲁士的皇家学会。令他愧颜的是，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莫培督被奥地利人所俘虏，上述项目因此遭遇搁浅，但最终还是继续展开了。1744年1月，腓特烈大帝创建了普鲁士科学和纯文学研究院，将上年所成立的皇家科学院和非政府文学学会一并纳入，并说服莫培督重返柏林，担任该院院长——如这位国王对伏尔泰所言，“这是我此生所完成的最漂亮的征服”。

毫无疑问，腓特烈自己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因为坚持认为君主要履行公务员的职责，他所著的《反马基雅弗利主义》（Anti-Machiavel）是极具革命意义的文献：

王权所蕴涵的真正智慧在于，为人民服务，在其所领导的国家中成为最功德无量的人……实现他们自己的光荣梦想和伟大抱负，完成宏大的事业，但这还不够……他们必须更乐意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伟大的君主总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忘记自己的利益……应该让因为要实现伟大抱负而卷入战争的君王看到战争给他的臣民带来的骇人的后果：沉重的税负使这个国家的人们不堪忍受，征兵带走了该国的青年，如此之多的士兵可怜地死于传染疾病，围攻使人员伤亡惨重，更为残酷的战争，致残人员失去了他们赖以获得生计的手脚，还有任凭敌人凌虐的孤儿……他们充满激情，一时冲动，却为此牺牲了他们理应保护的、为数众多的人民的安康……将其臣民视为奴隶的国君拿他们的生命做赌注，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即使亲眼看见他们死去，也无丝毫内疚。而将其士兵视为与他平等、在某些方面视他们为主人的国君，则极其珍视他们的鲜血，极为看重他们的生命安危。

腓特烈的音乐创作也着实非同寻常，尤其是其创作的恬静的C大调长笛独奏，这可绝非模仿巴赫的模仿之作。他所著的其他政治著作也远非业余之流所能企及。然而，他所构想的思想启蒙与此前的科学革命之间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的。英国皇家学会过去一直是极为开放的知识交流中心。相比较而言，普鲁士研究院则建构在专制主义君主本身的基础之上，存在专门设计的从上到下的等级体系。“如果牛顿真的与莱布尼茨或笛卡儿合作，那么他便不可能成功地说明引力体系了。”腓特烈在他所著的《政治证言》（1752年）中这么写道，“与此类似的是，对于一种政治体制而言，如果它不是一个人思考设计的产物，那么这种体制也不可能诞生并长久维持下去。”其中的内容充斥着这样的观点，对具有自由精神的伏尔泰来说，这是难以容忍的。当莫培督对牛顿的伪皇家权威立场进行漫骂，大肆宣扬其最小作用量原理时，伏尔泰写出了极具讽刺效应的《教皇御医阿卡基亚博士的讽刺》。这种不听话的做法正是腓特烈所不能容忍的。他命令将此书销毁，并清楚地表明，伏尔泰在柏林不再受欢迎。

其他人则更愿意做听话的人。成为哲学家之前的康德，是一位天文学家，1757年，因为对地表摩擦导致的地球自转减速效应所作的研究，赢得了普鲁士研究院奖，这是他首次为公众所知。这位哲学家在他的科研论文中以十分抢眼的一段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什么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便是呼吁所有人敢于“作出理性思考”，但同时又不违背其国家主人的意志：

只有自己思想开明，同时又具备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以确保公众安全的人才能说：“想怎么争辩就怎么争辩吧，就你愿意争辩的任何内容争辩吧，但要服从！”共和国或许不敢说出这样的话……公民更大程度上的言论和行动上的自由似乎比人民思想的自由更具优势，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反过来，较低程度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为人民的思想提供了便利，可激发其思想上的所有潜力。

简言之，普鲁士的思想启蒙关乎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行动上的自由。此外，这种自由的思想主要用来提升整个国家的实力。迁入普鲁士的移民使普鲁士征收更多的税收成为可能，为其拥有更大规模的常备军队创造了条件，也进而使普鲁士征服更多的领土成为可能，所以说，移民为普鲁士的经济作出了贡献。正好与此类似的是，学术研究也为之作出了战略贡献。因为新知识不仅可以揭开天体运动的奥妙，解释自然世界，还可以决定世俗国家的崛起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