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22）

没有什么比1570年为纪念著名的博学通才塔基尤德丁而建造的天文台的最终命运，更能说明东西鸿沟的原因了。

这位天资过人的科学家，1512年出生于叙利亚，在大马士革和开罗接受教育，在天文学、数学和光学领域撰写了为数甚多的论文。他自己设计了极为精确的天文时钟，甚至还尝试过蒸汽动力试验。在16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席天文学家，他成功地说服苏丹建造了天文台。根据已知的所有记叙，新天文观测馆在当时都是极精密的设备，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著名的天文堡不相上下。1577年的9月11日，天文观测馆观测到有彗星掠过伊斯坦布尔，需要从天文学上解释这个现象。迫于当时的形势，塔基尤德丁只得将其解释为这是奥斯曼帝国军事胜利的前兆。但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教士唆使苏丹相信，塔基尤德丁窥探上帝的秘密，与撒马尔罕的天文学家兀鲁伯所绘制的星位图如出一辙，同是亵渎神灵之举。据说，兀鲁伯也是因为类似的莽撞行为而被砍头的。1580年1月，那个天文台建成还不足5年时间，奥斯曼苏丹就下令将其拆毁。此后直到1868年前，伊斯坦布尔没有建成第二座天文台。通过这类措施，穆斯林教士事实上掐灭了奥斯曼科技发展的火花；

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堂却在逐步放松对自由探究精神的压制。在伊斯坦布尔，欧洲的进步被蔑视为“纯粹是虚荣心在作怪”。在一片虔诚中，奥斯曼曾经知名的智慧宫遗产灰飞烟灭了。直到19世纪早期，奥斯曼新工程学院的校长胡赛因·里夫金·塔唛尼教授给学生的仍然是：宇宙是圆的，以地球为中心……太阳和月亮绕着地球，按黄道带的十二宫位置运转。

作者：[英]尼尔·弗格森 译者：曾贤明 唐颖华 出版：中信出版社

17世纪下半叶，在奥斯曼继承人开始蛰伏期间，遍及欧洲的统治者都在积极推动科技发展，很大程度上不顾宗教教权的约束。1662年6月，在格雷山姆学院创立两年后，自然知识促进会伦敦皇家学会首次从查理二世国王那里获得皇家特许状。学会的宗旨在于创建一个“推动物理—数学实验知识”的机构。该学会的首位史学家会员庄严宣称：学会创始人将自由地接纳不同宗教、国家和社会职业的会员。他们必须这么做，否则他们所崇尚的胸怀广博的精神便会枯竭。他们的信念不是为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或是罗马教皇或新教奠定哲学基础，而是要为整个人类的哲学造福……通过接纳不同国家的人才，他们在未来将更具优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汲取所有国家的智慧，积蓄知识资源，并进而使皇家学会成为全球（智力资源）的“总部和自由港”。

4年后，法国科学院在巴黎设立，最初定位为研究地图绘制的先驱中心。这些组织渐渐成为全欧类似机构的榜样。在皇家学会的创始者中，有一位叫克里斯多夫·雷恩的人，他是建筑师、数学家、科学家和天文学家。1675年，查理二世授权雷恩在格林尼治规划其皇家天文台时，可以肯定，他并不是期望他去预测战争的结果。那位国王很清楚，真正的科学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皇室的资助固然是使皇家学会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但还有个更大的原因：皇家学会属于新型科学社团——这种社团通过公开竞争的体制，使大家分享创意和集体解决问题成为可能。此中最为经典的例子便涉及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没有胡克前期的贡献，牛顿也不可能系统阐述这个定律。事实上，在牛顿于1703年成为皇家学会会长时，该学会成为了新科学交流的中心所在。这并不是说现代科学过去或现在全是协同努力的产物（那时与如今一样，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在秉承无私奉献精神的同时，也怀抱着个人野心），而是说，在要求发表最新研究结果的制度下，科学知识能够渐渐地积累、发展——虽然有时彼此也心怀怨恨，在谁最早发现引力反平方定律或光的真实属性问题上，牛顿和胡克曾经吵得很厉害。牛顿与莱布尼茨也曾展开过十分恶毒的交锋，因为后者拒绝接受万有引力之说，认为引力具有“某种超自然性”。

在欧洲大陆的形而上学思想与英伦群岛的实证主义实践之间，确实存在较大范围的知识断层现象。在实证主义背景下，英伦群岛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进行实验并耐心观察的文化，因此科技进步更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而如果没了技术发展，也便不会发生所谓的工业革命了。虽然托马斯·纽卡曼不过是一位身份卑微的达特茅斯小五金贩子，但从牛顿定律到纽卡曼发明的蒸汽机之间的连线很直却很短，该蒸汽机1715年在怀特黑文挖煤中首次投入使用。全球最为重要的三大技术革新——詹姆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1764年），约翰·哈里森发明的可定位经线的计时器（1761年）及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是同在18世纪60年代并同在一个国家发明的。

1727年牛顿死后，他的遗体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陈列了4天，供公众瞻仰，之后，他的棺木由两个公爵、三个伯爵和上院大法官抬着，举行了下葬仪式。参加葬礼仪式的人中包括伏尔泰，他对出身卑微的科学家享受如此崇高的敬意感到震惊。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返回法国的途中这样写道：“我见到了一位数学家仅因为他在职业上的伟大成就，就像一位功德无量的国王那样，享受臣民为其举办的高规格葬礼。”在西方，科学和政府已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结合具有极大的优势，没有哪个君主能比伏尔泰的朋友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例子更能说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