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殇——造林狂人王晓宁的悲情与希望

王晓宁　　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夏末的夜晚，黄河边的林场，草木悄然而悲。蒙古包里，王晓宁和他的同伴要盖着厚厚的被子睡觉，冷寂得如同深秋。
    ５年前，这个位高显赫的西北汉子带着一身豪气扎根到这块黄河边的荒滩上，隐姓埋名、舍家别子，只为一个目的，种树。
    冷寂的日子一晃５年。千万富翁王晓宁成了外债高举的千万“负翁”，当年的荒滩却已变作２万亩一望无际的林场。同时“无中生有”的还有“副厅级干部辞职种树”的故事，这则出现在多家门户网站上的新闻内容并无失实，只是这标题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我在银川销声匿迹这么多年，一出来就变成一个副厅长，一个劲的跟人解释，我们老爷子也跟我急了。”王晓宁说他自己从未是副厅级干部，只是在一家厅级编制的国企做过负责人，未及任命，便已挂冠。

少年得志
    ９月８日这天，王晓宁大姐的孩子结婚，王晓宁找人借了辆车子，回８０公里外的银川参加婚礼。
    现在王晓宁的林场只剩下一辆皮卡车，５年前，坐皮卡对豪华车发烧友王晓宁来说形同轻慢。
    “在银川基本上最好的车我都玩过。”２０００年他买的奔驰Ｈ３２０是当时银川最好的，花了１３０万元，玩过的车有几十辆，丰田、林肯、凯迪拉克……他自己都说不清到底拥有多少辆车，“就没有我没玩过的”。
    最鼎盛的时期，王晓宁玩车还玩到了铁路上。在铁路上还有３列自备车，每列４０节，３列油罐车共１２０节。那是“搞油品流通”专用的。
    王晓宁１９８４年宁夏农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农业厅农经站工作，热爱农学的他走遍了自治区的每一个县，视野所及，既有塞上江南的鱼米之乡，也有滴雨未下年收入只有几块钱的贫苦农民。为了自己的财富梦想，１９８７年，２５岁的王晓宁在农业厅办了停薪留职。有一天我会搞回农业的，他想。
    从此王晓宁开始了被他自己称为“搞流通”的生涯，不好听的叫法是“投机倒把”。１９８０年代他从大西北南下广州进货，什么生意都做，“那时候胸罩批发在广州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叫梓元岗的地方，我一个老爷们一下火车就一头扎进去，全部都是女人的东西啊。”这种闯劲在之后的商海沉浮中一以贯之。
    １９８０年代末，王晓宁开始成了有钱人。１９９０年代，他开始做起煤炭、石油和房地产生意，每次都是先行者。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１９９６年，由于看重他的经营能力，王晓宁被请到宁夏自治区政府的两大国企之一，宁夏伊斯兰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国投），很快他成为国投下属宁夏伊斯兰经昊信托投资公司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掌管国投除了金融证券外的所有业务，手握三四亿资产。
    三十出头的王晓宁可谓少年得志，“当时好哥们要跟我吃顿饭都要约一个星期。在银川，我那时真是横着走的。”

远离仕途
    ２００２年，宁夏责成当时效益非常好的国投负责接管并重组另一个濒临倒闭的自治区政府所属的厅级企业——宁夏伊斯兰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王晓宁和一位高管临危受命。
    这个只有三年农业厅基层干部经历的商人并不避讳，当时之所以愿意去国投工作，有在仕途上发展的考虑，“钱已经挣得够多了，看能不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
    伊斯兰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重组并不顺利，后来王晓宁说他不干了。“不干的原因说老实话就是干不了，那个活不是咱干的。有些事情不是能不能摆平，是你根本就摆不平，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哪个地方你做得不圆滑的话，你就可能成为阶下囚。”
    面对巨型利维坦性质的组织，王晓宁个人的无力感和内心深处土地与草木的召唤让他决心最终解脱。
    “高处不胜寒，太微妙了。”他所面对的是无物之阵，是由地域和体制构成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够在任何一个环节致人于死地，并且在这种传统致人于死地的同时，人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此负责的人。
    王晓宁的直觉很快应验了，在他走后没多久国投就出事了。２００４年４月，由于受“德隆风波”的影响，国投的经营陷入困境。１０月，８名高管被警方拘留，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自治区成立了“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风险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一直重用和提携王晓宁的董事长杨汝臣、原副总经理兼财会管理总部总经理李水平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４年，并处罚金１０万元。
    “之所以我没出事，就是我在掌管集团公司的时候我没有拿一分钱，我要想捞钱，一年捞个几百万太容易了。”
    王晓宁坦言，如果他是一个政府官员被派到那个地方每月挣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块钱，也可能犯错误。“没什么背景就是凭自己能力”的王晓宁及时抽身，但面对的却是一场更大的挑战抑或灾难。

遇挫
　　实际上，２０００年起，王晓宁就着手在贺兰县立岗镇（原通义乡）两千多亩“中林４６速生杨”建起苗圃基地。
    ２００２年，卸甲归田的他又一头扎进另一块更大的林地——平罗县头闸镇面积２万亩的黄河荒滩，埋头苦干。比之于仕途和商场，这里有他的爱和本分。
    “原来是一望无际的荒滩，开车能直接开到黄河边。”王晓宁的助手郭晓春怎么也不能忘记刚到这片河滩地时看到的情景。
    这里孕育着王晓宁的梦想。他选择了与一家知名纸业上市公司合作。“我这块林子一开始其实是给上市公司作扩充平台，我在一年到两年之内给它营造一个３万亩的速生丰产林，只要林权证一出来，验收合格，就用３０００万人民币来收回。”   
    “一年之后他说没钱了，我说你没钱我怎么办呢？我找了它无数趟，最后认识到对方是地地道道的土财主。”王晓宁说。
    “他甩了心眼，把你先套进去，宁夏是缺林大省，按政策只能进不许出，反正你最终也要卖给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来打官司的王晓宁选择了退而求其次。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他和那家知名纸业集团写下一纸承诺，２万亩速生林基地所产出的木材，全部由该公司收购。
    有了订单，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王晓宁和另两位投资人一起与平罗县头闸镇人民政府签订了３０年承包合同书，王晓宁与他人共投入２８００万元启动了丰产林基地建设。
    由于被强势的上市公司欺诈，资金链的紧张让盘算中的各种副业和生态旅游的实施都陷入停顿，已经建起的由蒙古包群组成的旅游村成了他们自己的住地。然而，随着季节变迁，往林地扔钱仍需按部就班：阳春３月，２５万元春灌；７月，悬根除草、施肥；８月初，第二次灌溉、剪枝；１０月，冬灌。一年还得１００多万元的养护费用，而且每年得补种３００－４００亩种苗，还得２０－３０万元投入。
    ２００３年，王晓宁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行人除牙膏、香皂等生活日用品到头闸供销社买外，温饱问题则自产自销解决：菜，自己种；粮食，附近农民供给；羊，自己养；鱼，到黄河里钓……“银川的家３年没回去住过”。
    这一年，妻子带着年仅７岁的儿子回了西安娘家；两合伙人先后撤资；基地所有职工１年半的工资没发。所有的钱都扔进地里了。按林业法规规定，每伐一棵都得经过林业部门批准。再怎么紧缩开支也无法满足每年向林子的投入。
    合资伙伴撤资时，王晓宁勒紧裤腰带给他们全额退钱，没钱就用车顶。
    ２００４年，这里的杨树平均树高已达十几米，胸径平均８—１０厘米。据专家测算，现有木材积蓄量已达１８万－２０万立方米。
    日渐挺拔茁壮的杨木依旧支撑着王晓宁的梦想，但那时候他想不到一场灾难已经静悄悄的埋伏在他的林场周围。

被黄河水浇灭的希望
    ２００４年１月，黄河照常在内蒙古境内封冻，水流停滞，黄河水倒灌，向宁夏漫过来。
    在王晓宁的林场，罕见的黄河冰凌上岸了，冰水吞没了整个林场，地势最高的蒙古包内也进了半米高的冰水。所有人员牲畜立即全部撤出。
    一米五深的冰水一两天内就结成了冰凌，黄河水是流动的，水一走，冰也跟着走，冰把树紧紧裹着，力量非常大，重则把树冲断，轻则将树皮裹挟走。人活脸，树活皮，很多即将进入砍伐期的速生杨就这么夭折了。
    王晓宁跑到附近农民家里住了一星期，冰水退去后重回林场，林工们都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树木东倒西歪，辛苦了一年的林工蹲在地埂上泪随声堕。
    蒙古包内已经不能住人，那个难捱的冬天王晓宁是在郭晓春看管的贺兰县林场度过的，“他每天就呆坐在房中抽烟，我几次看他用被子蒙着头，眼睛是红的。”郭晓春说。
    原来从银川公司投奔王晓宁的二三十人，大多数都在那个看不见希望的冬天离他而去，只剩下郭晓春等３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王晓宁意外地成为通缉犯。
    之前他和一家陕西炼油厂长期做生意，几千万元的油款用于搞林业，资金链断裂后欠对方一百多万元尾款，对方打官司责成他尽快还钱。后来这个合同纠纷在当地公安那里突然变成了诈骗案，对王晓宁的通缉令被放到网上，一看惹不起，王晓宁东拼西凑还了钱。
    救林子如同救命。王晓宁寻求合伙投资者无门；向银行以林子抵押贷款未果；还向自治区高层领导写过告急信。领导的批示“请协调有关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得到了响应，银川商业银行也看好王晓宁的项目，向其担保贷款２７００万元。
    可国投出事之后，银行停止了贷款。王晓宁开始变卖资产，把长期收藏的古玩、奇石统统拿出来卖掉，将所得的四百多万元也全部扔进了地里。“连给我儿子的保险都退了，实在是没办法，两只Ｂ股股票在２００４年最低谷的时候割肉了。”
    毕竟杯水车薪，惟一的希望还是要寻找到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但经历了这次教训，他对合作伙伴增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必须和他一样志同道合，是对土地对树木具有感情的人。“我放弃了，这片林子肯定就活不成。”

无望中的坚持
    “我这里是一片净土。”王晓宁说，甚至没有女人。
    长期远离城市，手下人经常提出到附近镇上“玩一下”。王晓宁绝不允许他们带女人回来，偶尔跟他们去城镇的洗浴中心，也是洗完澡就走。媳妇走了４年，有时候来帮忙做饭的毛二姐也说看你实在太可怜了，帮你介绍个对象吧，他也拒了。
    这片净土却不平静。为了这块林子，他的两个“兄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晚上在林场骑着摩托车掉沟里淹死了，一个一氧化碳中毒被煤烟“打”死了。在这片荒滩上，几十人受过伤。
    他认为这些人是因他而死的，因他而伤的。死者都赔了几十万，再困难，掏这些钱也毫不含糊。
    王晓宁花５万元请来了一座关公像，“动土要谢土”。他实际测算了一下，一亩地实实在在总产是１１－１２方，理论是１５－１６方，现在销售价值除去成本，利润已经达到几千万，１２００元一方，一亩就是１万多块钱，伐上３０００亩就基本上能把钱还清。
    然而林权证抵押在国投，出事之后现在还未完成重组的国投轻易不放手，要和银行贷款绑在一起，要把他的借款和他担保的银行贷款一起还，这个连环套王晓宁实在是没办法解。
    他说只要迈过这个槛，绝对能干好，“宁肯老婆孩子都不要，也把这块地方干好”。 一杯白酒下肚，他突然说，他想到最好的办法是他死，“我死了，政府肯定就能收回这片林子，林子就有救了。”
    王晓宁每天晚上都要喝上几口。深夜，常常看到他微醺的步履踏月回来，悄声吟唱几句老歌，悲凉彻骨。歌声中，依稀能听到一生负气成今日，能听到要把寒心等成春。
    去银川参加朋友婚礼时，他发现他那几十辆车，几经倒手之后，红色的凯迪拉克和宾利，已经成了婚庆公司的用车。曾属于他的车子在离开他之后承载着别人的幸福，他就想，他的林子会是怎样的命运呢？
    王晓宁还不断地在无望中努力，像西西弗斯那样推着沉重的石头。即便这片林子最后的命运是死，他说惟一能做的是死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一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