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为何突然批判陈伯吹

一个党外作家，不光是谈儿童文学的创作，也谈编辑、出版工作，谈理论批评、教学、科研，还涉及整体的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在当时，这样的高谈阔论，很有可能犯了一些人的忌讳。

1979年，陈伯吹复出后和少年儿童在一起。 （作者提供/图）

陈伯吹（1906－1997）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和理论家。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他曾秘密加入中共，后因社会动荡，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仍一贯追求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他于1952年任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1957年6月起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这段时间，他创作相当活跃，作品很多，政治态度也很积极。

奇怪的是，1960年6月，陈伯吹由中国作协安排回上海深入生活，正在漕河泾搜集生活素材时，忽然遭到一场火力密集的、有组织的批判。他对此毫无准备，询问中国作协领导，那边告诉他只是一般性“批评”。

批判来势很猛，少儿出版社的丛刊《儿童文学研究》的第二辑中，发表了蒋风、里方和贺宜的批判文章；《人民文学》第五期发表了《中国少年报》社长兼总编左林的文章，同期还有沈澄的文章（一说沈澄即张天翼夫人沈承宽），直涉或旁涉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接着第六期发了何思的文章，严厉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和“儿童立场”，明显体现火力的升级；这年7月7日，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点名文章（副题即为“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上海文学》《文艺报》等都有重头文章发表；《中国青年报》还在8月5日刊发了张天翼和严文井的联名文章《我们对当前少年儿童文学的一点意见》，这当然是作协上层的权威性的声音了。

这场批判的来龙去脉，始终是个谜。

虽然，这与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国内文艺界开始“批判修正主义”这一大背景有关（《文艺报》在1960年初发起批判巴人的“人性论”，上海作协也在这年上半年召开了49天大会批判钱谷融、蒋孔阳等），但也还应有事关儿童文学、事关陈伯吹先生本人的具体原因或小背景。

在陈伯吹生前，我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请教过他。他有点不愿意说，但也并不是完全不想说，在我反复追问下，他说：“这事情早就过去了，不必再说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只知道是北京的另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一位既搞成人文学也搞儿童文学的作家，很有名的，是他发起的。”我马上意识到，那应该是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写过《宝葫芦的秘密》的张天翼了。我问是不是张天翼，陈伯老点点头。我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