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城市猎人

茹毛饮血的时代，狩猎是生存的象征。到了都市丛林中，狩猎仍在进行。人们永远在追逐无上的权力，运动狩猎应运而生—它超越了人们对“杀戮”的理解，上升成为一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

书上说，狩猎是人类进化的第一步。当史前时代的男人们开始捕猎野兽，将其作为族人生存资本的同时，狩猎者们纯粹的雄性力量带领众人迈出人类进化史的第一步，他们用野兽的血液将父权社会的形态描绘得越来越清晰。海明威也许是狂热的狩猎爱好者当中最为有名的一位，野性的因子在这位文人的血液中不断跳动，撞击出了日后伟大文学作品的灵感。

跟海明威一样，男人们在前往文明社会的进程中完成了“本我”到“超我”的过渡，古老的狩猎形式逐渐化身为军事操演、权力展示，以及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

被加冕的猎人

匍匐在南非腹地的狩猎场Kruger National Park的夜空下，强力搜索灯让温州人余孤能轻松观察到百米外羚羊的动静。枪支的瞄准镜迅速锁定其中一只，紧跟着子弹出膛羚羊倒地，回到营地之后，他切下羚羊的肝生吃，对于猎人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在下一场狩猎中获得好运。这位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国家的猎场都有过狩猎经验的猎人，从捕捉、瞄准到射击，猎捕这只羚羊只用了不到5秒钟，娴熟的狩猎技术让随行的国际向导吃惊不已。

2006年夏，余孤随朋友前往南非初次体验狩猎。第一天在猎场巡游时，一只体格健硕、犄角如火焰腾飞的的盘角羚羊出现在余孤的视野里，它的王位刚刚被另一只更年轻的同类夺去，尚未衰老却必须接受族群的驱逐。头三天的狩猎，余孤一直搜寻这只漂亮的盘角羚羊，它不断出现却又很快跑开。直到第三天傍晚，它终于悠哉地出现在余孤百米之外的灌木丛里。

余孤迅速打开猎枪保险，瞄准它左前肢胛骨上方位置，可就在射击前一刹，它突然侧过头，和余孤的视线在瞄准镜相交……一位老猎人曾告诉余孤，动物界的王者充满灵气，除非得到它的同意，否则猎人无法拥有猎获族群之王的最高荣誉。那一瞬间盘角羚羊用眼神击溃了余孤射击的决心，并消失在他的视野里。两三分钟后，盘角羚羊再度出现在灌木丛中—余孤将这视作盘角羚羊的认可。余孤再度举起了猎枪。时隔多年，余孤依然能感受到当时与羚羊的交流—当一位王者的荣耀和骄傲都成为过去，它在痛苦中依旧高傲地行使了最后的权力：选择生，或死。首次捕猎成功之后，向导虔诚地用手指蘸上盘角羚羊的血，在余孤额头、脸颊抹画线条。这个仪式将猎物的灵魂传递给余孤，同时也是为一位真正的猎手加冕。

2011年10月，余孤再次踏上南非的狩猎场，同行的是他15岁的儿子。在南非炙热阳光下，少年被城市里不可能看到的野生动物所吸引，朋友担忧是否会诱发余家少年杀戮的冲动。余孤认为这种担忧大可不必。著名的家庭治疗师迈克尔·古里安曾说：“除了战争，狩猎是男性学习优秀品质最为有力的方法。”狩猎带来的全身心体验会使他们远离暴力和残忍，年轻男性在专业导师的训练下，将建立起慷慨、坚强、耐心、谦卑、勇敢和公正的美德。当余家少年杀死自己狩猎生涯中的第一只羚羊后，他迟疑地走到羚羊的尸体旁边，忍不住搂着它在旷野中哭泣起来。这是最触及男人心灵的一刻，余孤希望儿子明白一位真正的猎手需要的不是杀戮，而是像远古的勇士一样，懂得在荒野中感受猎物的心跳，将自己与猎物的血液融合。

文明时代的狩猎

虽然有很多环保主义者对这种狩猎形式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生灵的残酷杀戮，然而还是有许多狩猎爱好者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运动狩猎是合理合法、分配公平的自然保护途径，甚至于娱乐狩猎、战利品狩猎，实际上都是对整个野生动物种群和其生存环境有益的可持续利用方式。他们管自己叫做“持枪的环保主义者”。

到底是有策略地保护生态还是冷血地残杀生灵？这依然是一个疑问。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与社会的演化结果同狩猎有密切关系，男人在追逐猎物的过程中发展了大脑和语言，并学会了合作和分享。“权力是最猛的春药，狩猎便是制药的原材料。”作为狩猎场上的优秀猎人，在上海经营广告公司的余孤如是说。征服欲是男人天生的本能之一，而狩猎则是征服欲的最佳实现形式。流行于各国富豪阶层的狩猎运动，基本与现代的文明社会同步出现，西装革履的绅士们再次回到自然中寻找身份的认同。

余孤曾听涉猎的朋友说：“有人开弓射箭是为了口中的吃食，成吉思汗开弓射雕却成为了英雄——狩猎使普通人成为王者。”他不禁思索，猎杀是否是人类等食肉动物的天性？人类的猎杀本能会演变成什么样的行为？为什么上层阶级更热衷于狩猎运动和赌博？为什么工作、狩猎和赌博等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猎杀冲动？研究人类进化的学者试图证明“人类天生是猎人”，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也在“裸猿三部曲”的巨著中，通过探索人类的狩猎行为，展现了人类在文明社会中所包含的动物本性。男人因杀戮产生的同情而开始尊重生命，为保护生命承担更多义务；而文明社会体系下的男人，狩猎满足的是对于控制的欲望：寻找、追逐、猎杀逃亡者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刺激感，让他们找回自己的男性力量。

运动狩猎:

在国际公约和所在国法律框架下，狩猎者可以在专门开辟的天然狩猎场，按照配额机制对高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狩猎。同时，通过出售昂贵的准猎证，增加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