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狗间

流氓型社会得以维持的秘密,不在于那几只狼拥有无上权威,而在于为数庞大的“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在于将羊转化为狗的“进化”机制。狗群的存在不仅让羊的反抗(如果有的话)遭到瓦解,而且使羊们朝着成为狗的方向变异。

人间社会的倒影是什么呢?我以为,除了鬼间或阴间,还应该包括狗间,它与人间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夹角。萧伯纳说过:“我见过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而胡适的一句口头禅是:“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他们对狗的理解如此相反,只能表明狗间和人间的互动与纠缠有多么深。据说德国人一般情况下不喜欢与人交谈,但是,只要两个狗主人相见,他们首先谈论狗,然后才谈别的事情。在“六畜”之中,狗是最早被驯化的,约有两万年的历史。丹麦曾在一万五千年前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中,出土了犬化石,被定名为“泥炭层时代犬”。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狗化石也有七千年历史。狗作为与人距离最近的动物(换一句说法就是“最亲密的伙伴”),不得不接受人的文明,居同样的环境,喝同样的水,吃同样的食物,甚至穿衣、穿鞋、美发、美容等等。这种与人共存的方式对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以至狗也患上了与人相同的病症,诸如癌症、癫痫、夜盲症、青光眼等疾患也流行在狗间。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搬运夫和哲学家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不过,一百年后,一个搬运夫要想成为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至少他思考的范围必须包括狗间的社会学命题。例如,狗的户口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户口就意味着“盲流”。你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目击到处乱窜的流浪狗。于是乎出现了打狗队。他们戴着白手套,牵着狼犬,成为人间和狗间之秩序的维稳者。与此同时,洋狗群日益壮大,杂交狗越来越多,全球化速度比人间更甚。在狗年中,继“超女风”后,“超狗风”也愈刮愈猛。各种各样的“狗美”比赛屡见不鲜。“狗狗PK”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放言“当选狗”可得十万年薪。于是乎出现了狗仔队。他们戴着“长枪短炮”,像蚊子一样无孔不入,专门干那种追嗅“宝贝”屁股的事。不过,狗间全球化有一个方便的条件:狗语是真正的世界语,没有语种分别,因而像美元一样全球流通。在中国,生肖狗之所以被称为戌狗,按老祖宗说法,戌时指晚上七点到九点,这时狗正处在亢奋期,任何一点响动都会引动它们吠叫。只是如今失去夜吠习惯的戌狗越来越多了。看起来狗语不存在话语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另一种话语暴力下,它们同样会变成哑巴。

喜剧大师卓别林深谙其妙,他在《狗的生涯》中表现的是流浪汉查理穷困潦倒的生涯,却将流浪小狗斯凯普的命运与之纽结在一起,这样一来,“流浪汉和流浪小狗的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对狗和狗性研究最深入的,要数卡夫卡。他将对狗的观察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他竟以狗视角写了一只老狗的精神履历,充斥着恍惚、质疑、分辨、自否、拷问、憧憬相混合的意识流,将人间的世像和心像曲折地影射在里面。卡夫卡死后,该笔记被冠以“一只狗的研究”而公诸于世。作者借老狗的口吻感叹道:“不过那时的狗不像今天这样奴性十足。”由此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堪称狗间哲学家,它探究的是世界、万物和狗自己的存在。不过,在卡夫卡之前并没有人知道狗间也有哲学家,否则马克思不会说出那一句名言。这是卡夫卡的过人处。

然而,家犬变成狂犬这个问题有点特别、有点复杂。它的疯狂是来源于人,还是它自己?据科学家研究,月亮和动物行为之间存有联系。动物在月圆时更容易咬人。悉尼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月圆前后,全澳大利亚狗咬人的事件比其他时候略少。奇怪的是,在年底的假期,动物咬人的情况会出现一个高峰。比如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对狗多加小心——不管月亮圆不圆。有趣的是,远在古罗马时期,每当炎夏天狼星与太阳一同升起时,古罗马人会将酷暑归咎于天上这只疯狗的出现,因此会脱口而骂:dog days。只是古罗马人没注意过,这一天地上究竟有多少家犬变成狂犬。

狗咬人与月圆的关系不是笔者能研究的。只是我奇怪,为什么猪、羊、牛们很少疯狂,而唯独狗会像人一样疯狂?当狂犬咬人并使人变成“狂犬”而咬自己的同类时,人间几乎反过来成了狗间的倒影了。学者们在研究鲁迅《狂人日记》时,大都忽略了“赵家的狗”的独特作用。这是很大的疏漏。比如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其时,赵庄上空的月亮确乎圆了,而且“赵家的狗”也确乎有些特别。反过来,狂人呆在黑屋想知道月亮圆没圆,只须看看“赵家的狗”的“眼睛”,或者听听它发出怎样的叫声就行了。比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随笔》2012年第3期

鲁迅显然研究了“赵家的狗”与月圆之间的社会学关系,并且还研究了它与洋名叫“海乙那”(英语hyena)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和血缘:“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过我。”

鲁迅的结论恰恰与马克思相反:“赵家的狗”与野性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更可怕的是,赵庄的“搬运夫”与狗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由此看来,在宗法制和独权制的社会土壤里,不仅难以冒出耐高压的哲学家,即便从康德和马克思的故乡空运来几个哲学家,也会被“逆淘汰”掉,即哲学家被搬运夫淘汰,搬运夫又被赵贵翁们淘汰,最终赵贵翁们会被“赵家的狗”淘汰。如果不研究“赵家的狗”的狗性结构和繁衍方式,便谈不上读懂《狂人日记》,以及何以要“痛打落水狗”了。

在中国,家狗大都是有姓氏的,常称之为“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等等。“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翻成英语便是“love me,love my dog”。问题是,中国人从来都不爱乌鸦,乌鸦历来被视为凶兆。当然,“爱屋及狗”是可能的,但这要看狗主人是谁。狗与主子家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狗身上自然打上了阶级的标签。由此可见,纯粹的野狗是很少的,大部分野狗原本是“赵家”“李家”或“朱家”的“看门狗”,后来被主人抛弃了,因此才成为“丧家狗”。它们流浪在外面,乞求旧主人回心转意,同时也期待新主人早点收留它。因此,这些野狗从来不具有野性,也暂时失去了“家性”,因而更加暴戾和孱弱。

记得父亲下放青阳农村那年,一次被村庄里的一只狗咬伤。父亲说那只狗蜷曲在门口,一声不吠,待他走过去后,猛冲上来就是一口。堂兄要找狗主人讨个说法。父亲摇摇头说,算了吧,那是老贫农家的狗。自此我才注意到狗与狗是不同的,开始留意哪条狗是老贫农家的,哪条狗是地主富农家的。后来读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发现王二也有类似遭遇:

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

在流氓型时代,一只羊想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是不可能的。而愈是想证明便愈显现出种种荒诞来。这是小说的深刻处。有人认为流氓型社会里只有狼和羊。其实不然。狼实施专制(或名曰专政),对羊拥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羊只有等死的份,下跪乞求的份,被吃的份。但如果没有狗,狼的专制就不那么顺遂、牢靠了。瞿秋白在《狗道主义》一文中这样形容它:“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秋白先生似乎忘了,狗遇见羊便成了狼,遇见狼便成了羊。羊要进阶到狼的队列中去,第一步必须设法成为狗仔。流氓型社会得以维持的秘密,不在于那几只狼拥有无上权威,而在于为数庞大的“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在于将羊转化为狗的“进化”机制。狗群的存在不仅让羊的反抗(如果有的话)遭到瓦解,而且使羊们朝着成为狗的方向变异。当流氓型社会达到狗群即羊群的程度,它的稳定性往往最好,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可谓一针见血。所谓狗的运动,专指民国后各派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像狗争骨头一般。陈独秀追问道:“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北京政变与军人》)这些兵是由军阀雇佣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构成,他们甘心充当狗群供主子驱遣以换取一点残羹冷炙。然而,像群狗争骨头的岂止是军阀们手下的兵士们,更有一大帮闲文人。他们的结局似乎比那些兵士要好,但却更可悲更龌龊。

问题是,“人的运动”非但没有“轰散”那些“狗的运动”,而且“狗的运动”远比“人的运动”要浩大得多。究其因在于:其一,有许多帮闲文人从旁协助“狗的运动”。他们在一边帮腔、喝彩、放冷箭、搅浑水。在流氓型的文化传统里,一直深植着怎样做知识的狗,进而凭知识谋取“看门”之狗位的结构功能。知识和真理本来是打狗棍,但现在却成了“看门狗”进攻的吠液和利齿。知识者(区别于“知识分子”这一神圣称呼)所依附的狗主可以是权势、派系或金钱,他们一听见吆喝、怒斥或者狗链抖动,就知道该朝什么方向狂吠、摇尾或龇牙咧嘴。其二,犬儒主义盛行使“人的运动”式微,并带有一股“儒犬”气息,于是“狗的运动”更加狗势浩大。其三,“人的运动”越来越成为招牌,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运动”,其实质是将人奴化为狗的运动。陈独秀后来也被这种“人的运动”所淹没——最早是共产国际让他做听话的狗,后来他不服从了,于是就把他搞臭,直至用打狗棍驱逐之。出狱后各方势力纷纷用高官、利诱、设套、威逼让他做“狗”,均遭到他严辞拒绝。

在布满凶险漩涡的急流里,一个革命者、一个知识分子,想做一个独立的人是很难的。权力一旦与知识、主义合谋,自立和自由就难有立锥之地。陈独秀晚年看到毕生发动的“人的运动”近乎虚妄,而“狗的运动”仍喧嚣不已,于是陷入痛苦的思考:“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1940)苏俄所谓的“人的运动”,其实也只是“狗的运动”的变种而已。他从苏俄的现状悲哀地看到了中国可能的未来。

狗间与人间的交错、互映,无疑使人狗之间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以人喻狗,以狗指人,这类文化隐喻几乎俯拾即是,譬如狗盗鸡鸣、狗吠非主、狗吠狼心、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血淋头、狗血喷头、藏弓烹狗、狗仗人势、狗彘不若、狗眼看人低、狐朋狗党,等等。刘邦灭掉项羽后,将手下几位功臣称作“功狗”,理由很简单,他们如同猎狗一样在“猎人”指令下包抄猎物。成吉思汗也如法炮制,称手下最勇猛善战的四名将领——忽必烈、哲别、折里麦、速不台——为“四狗”。

到了现代社会,将狗称作“功人”的,齐奥塞斯库算是登峰造极。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考布”,周围的高官皆尊称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嫌此称呼太平民化了,于是郑重给爱犬授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前无古“狗”地开创了“狗官”的历史。“考布上校”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保健医生更是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罗国驻伦敦大使肩负的重任之一,便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此时,罗国人民正在凌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购物——不过,这些食品“考布上校”是不屑一顾的。

这就是罗国的狗权与人权的关系。当然,这不能怪“考布同志”,甚至还得表扬它。毕竟在现代政治版图上,它人模狗样地沟通了人间与狗间的关系。有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次,“考布上校”陪同罗国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与几只捍卫“猫权”的猫发生了冲突。猫们根本不认识什么“考布上校”,因此上来便一阵乱咬。“考布上校”且战且退,但鼻子还是被咬伤。总统大怒,愤然离去。这家医院处于新建“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拆迁范围,尽管罗国百姓强烈希望保留这家医院,但结果可想而知。院长非常后悔,竟疏忽对猫们洗脑了,老鼠不认识不要紧,“考布上校”能不认识吗?

查一查“考布”的出身,就知道它来自大西洋上的纽芬兰岛,是一种用于拉渔网和做搬运工的拉布拉多猎犬。果然有来历。马克思太小瞧“搬运夫”了,竟忘记“搬运夫与猎狗的差别”。巧合的是,这条黑色带白斑的拉布拉多猎犬,是19世纪传入英国的,其时马克思正流亡英国,他想必见过这种狗。尽管未引起他的重视,但一百年后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将它作为礼物送给马克思在东欧的“传人”,倒是颇有意味的。他的名言应该改为:“搬运夫和上校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若干年后,齐奥塞斯库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竟“像野狗一样被处死”(罗国百姓语)。这同样是粗暴的兽性行为。在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他们的人性和人权的水平从来没有高于“考布上校”。

狗间与人间的纠缠,往往呈现于不起眼的隐裂与对峙,诸如“狗的运动”与“人的运动”。又比如“狗食文化”和“食狗文化”。国人一方面与狗亲昵,视狗为亲密伙伴,一方面又弃狗虐犬,狂嚼狗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食狗文化”遭遇伦理的困境,以此凸现的双重人格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了。

不过,“食狗文化”的历史恐怕要远远古老于“狗食文化”。但也不尽然。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指责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一般而言,“狗彘食人食”的“狗食文化”是统治者造成的。而“食狗文化”或起因于“人食狗彘食”,以致“涂有饿莩”而吃狗,甚至吃人。《晏子春秋》中有“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当时一般百姓不可能享有这等待遇,因此晏子警告道:“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而死狗有棺。”人与狗的强烈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两极分化。

这种人不如狗的现象,在所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都会出现。富家一年狗粮远超贫困地区一家人的口粮。至于人给狗当保姆,也比比皆是。孟京辉执导的当代喜剧《两条狗的生活意见》,表现的是两条乡村的狗,因吃了狗罐头而唤醒了入城的梦想,于是成了大都市里背井离乡的异乡狗,流浪在灯红酒绿、遍布歧视的城市,它们努力过,拼搏过,痛苦过,彷徨过,遍尝恋爱、失恋、发达、没落、名利、财富、堕落的滋味。因此,这两只狗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意见,诸如对真虎假虎有意见,对三鹿牛奶有意见,对金融危机有意见,对布什和奥巴马有意见,对山寨生活和俯卧撑有意见,对索马里海盗有意见,对女秘书和男老板有意见,对贫穷有意见,对暴发有意见,对饥饿和减肥有意见。但它们的意见不可能有人倾听,于是它们决定告别地球,出走太空。

几年前,一批中国偷渡客(254名福建人)拥进加拿大后令当地人愤怒不堪,他们骂偷渡客“根本不值得同情”,《维多利亚殖民者时报》直接用了这样侮辱性的小标题:“回家去!”“搭飞机、乘船都可以,只要滚就好”。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一只随偷渡而来的母狗却受到加拿大人的同情与爱怜,并在媒体上掀起一阵认养风,无数居民表示要收养它,动物之家还为它取名“微风”,意谓从海上“乘风”而来。如此看来,这帮人权主义者也是“狗眼看人低”了。

有关狗的喻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镜像,它是另一种狗间。在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坚持内心的道德准则,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摒弃奢侈、习俗和快感的追求,宁愿住在一个桶里,或者提着一个灯笼游走,以讨饭为生,声称“要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有人讥笑他活得像条狗,他报以微笑。有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住在桶里的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无独有偶。在中国,孔子当年曾被郑国人视为“累累若丧家之狗”。穷困至极的孔子面对鄙视和贬称坦然处之,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后人据此认为孔子认同这种贬称,有人甚至以《丧家狗》为书名,概括孔子浪迹列国的一生,这显然是一大误判。其时孔子正处“耳顺之年”,这种贬损与他周游列国几次被困几度命危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孔子属狗,是性情中人,他好激动,爱抱打不平。但他的答语中不难读出一种无奈、反嘲的意味。孔子内心必定是酸楚和悲凉的。孔子原本有国有家,更有精神家园,促使他“丧家”而浪迹列国的,正是一种宣道、济民、救世之精神。倘若孔子勃然大怒,痛加驳斥,恐怕他早就“者易折”了。列国拒绝孔子表明,他的独立思想和治国理念不合统治者的胃口。在他们眼里,这条“丧家狗”是不能留作“看门”的。

不过,郑国人此种斥责堪称“国骂”,颇具普遍性:所有高呼紧跟时代脚步的人,都对过去、传统、旧事物抱有天然的敌意。你一个孔老二,思想跟不上新时代新事物,还妄想修补礼乐崩坏之旧天,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是什么呢?那些竭力挽救没落的旧事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落伍者”,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又是什么呢?

在十月革命的大裂变中,勃洛克在歌谣体长诗《十二个》中,反复将“旧世纪”“旧世界”比做“饿狗”是不奇怪的。对狂热的革命而言,与过去的一切决裂,被视作天经地义。“一个资本家站在十字路口,/把鼻子藏进衣领。/一条癞皮狗蜷缩在他旁边,/翘起尾巴,浑身僵硬。/资本家无声地站着,/像一个问号,一条饿狗。/旧世界仿佛丧家犬,/翘着尾巴,站在他身后。”(第九节)又如:“──别跟着我,癞皮狗,/不然我要用刺刀把你刺穿!/旧世界啊,你这丧家犬,/毁灭吧──我要把你推翻!”(第十二节)为表达仇恨、鄙视与贬斥,作者几乎将有关“狗”的喻体一网打尽了。

问题是,我们脚下的根性之物大都是“旧的”,基本的人文理念也大都是“陈的”。“旧世纪”“旧社会”或“旧事物”,在许多时候并非如别人描绘得那么糟糕,甚至在不少方面为“新世纪”“新社会”或“新事物”所不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五百零二天,共处决两千六百三十二人,平均每天处决人数超过五人,远远超过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在俄国,仅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处决的人数,竟是沙皇三十年的一千六百倍,平均每月处决人数是帝俄最残忍年代的六十倍。进化论时间模式是专制权力最喜欢的意识形态诡计,它以“新”为标签,以不断翻新制造“革命”成果,从而确立和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勃洛克目击革命后的惨象感到困惑不已,“街上刮着风……人们挨着饿绞刑架上吊着人;全国到处是‘反动';活在俄国实在难,忍冻挨饿,啼饥号寒”,于是他说出了他的预言:“……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所有这些都预兆着一场毁灭——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毁掉这一切。”

结果,骂狄奥根尼是“犬儒”的人,大都是利欲熏心之“儒犬”;即便是他的后学,也把“犬儒”这个词,巧妙地整容成人模狗样的。而骂孔子是“丧家狗”的郑人,大都是“看门狗”,或者希望做稳“看门狗”。因此中西历史有了一个共振点,即如何把“犬儒”变成“儒犬”,如何使“丧家狗”成为“看门狗”。这不仅是一种阉割技术,而且是文化酱坊里的一种特殊机制。

二○一一年十二月于安庆

网络编辑:刘之耘

{{ isview_popup.firstLine }}{{ isview_popup.highlight }}

{{ isview_popup.secondLine }}

{{ isview_popup.buttonTex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