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假包子是假，假宣传更是假

　　新闻界的“假”有两种：一是揭露问题时造假掺假，二是正面报道时的造假掺假。二者处于两极。但前者的受害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一目了然；而后者的造假掺假，却似乎没有受害者，反而还有“受益者”，不易引起什么人诉讼、打官司。然而，两极其实是彼此相通的：损害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声誉。
　　长期以来，新闻界吹牛有余，监督不足，一心当喜鹊，不当啄木鸟，是主要问题。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数不尽的著作阐明：新闻监督与廉政成正比，与腐败成反比。监督加强一分，腐败就可以减少一分。在当前，尤其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要让在监督上本来就束手束脚的媒体，变得更加畏首畏尾。
　　（上海大学 邓伟志）

辞职无关政治良知

　　◆回应“引咎辞职的通道为何走不通”
　（７月２６日Ｅ２９方舟评论）
　　在面临灾难、事故时，为何鲜见国内官员主动引咎辞职。文章认为，只要官员有了“政治良知和政治耻感”，再建立一个“礼义廉耻”的“非处罚性通道”，这条路就能走通了。其实不然。
　　国外官员频频出现引咎辞职，并非他们比我们的官员更有政治良知，而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引咎辞职是民选制度下的官场规则。对于一个民选政府来说，如果官员不能引咎辞职，他可能会面临弹劾或被罢免，为了保留一点颜面，不如自己先引咎辞职。再者，如果自己不主动“引咎”、赖着不辞职，严格的审查、调查甚至媒体的穷追烂打，终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任何官员，哪怕是总统，想掩盖失职、渎职，也是很难做到的。
　　官员无好坏，制度有优劣。几千年来，从孔夫子开始，总有知识分子劝官员行善政、守良知，结果又怎样呢？     

　　（兰州 康 劲）

发展民主是硬道理

　　◆回应“倾力推民主十年触坚冰   女书记艰难试验不言悔”
　　（７月２６日Ａ１头版）
　　文中女书记说，“在民主好不好这个问题上，大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搞”，我并不能认同。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仍未解决“民主好不好”的问题。在我们进行基层调查中，一些干部抱有“民主不搞不行，真搞更不行”的心态。有些人的确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他们也深知民主会限制、分散、监督甚至收走他手中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只要听到民主就觉得超越国情，会引起不稳定，于是结论自然就变成：民主不能真搞，至少在当前。
　　因此我认为，中国要推进民主，关键还在于让各级干部认清民主的价值。如果能认识到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发展民主也是硬道理”，如果能就此达成共识，那么“怎么搞”就不难解决了。
　　（复旦大学  浦兴祖）

有一种幸福是考生能掌握自己命运

　　◆回应 “重庆文科状元失学风波调查”
　　（７月２６日Ａ５调查）
    在美国虽然时间很短，但如果让我选择，我会在美国考大学。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大家都可以任意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但决定一个人大半生命运的高校志愿填报，为什么却不可以？美国高中生可以报十几所学校，然后静候录取结果出来。经常有人拿到好几份录取通知书，这是一种能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幸福。而中国的考生什么时候能体会到这种幸福？
　　（美国纽约  赵云峰）

是什么成就《屠场》

　　◆回应 “三本书改写美国食品安全史”
　　（７月２６日Ａ７天下版）
　　《屠场》的成书背景与当代中国颇为形似——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后期，出现了腐败、贫富分化、道德沦丧等等。这本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年代，但美国社会却赋予这个时代以“进步意义”。由知识精英主导，鼓舞大众，冲击了旧的社会状态，但同时知识精英又是激进革命的反对者，其反对的目的在于扩大现有秩序的公平与正义，从而避免更大的危机。这场运动，最后以知识精英和大众的胜利而告终，它迫使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作出让步。
　　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尤为关键的角色，一时间美国充斥着“黑幕揭发”。所以，谈《屠场》就不能忘记知识精英与大众的努力，更不应错过它对于当代中国的借鉴意义：只有广泛的公民运动、舆论监督和政治建构的结合，才能够成功地带领一个民族走出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
　　（北京  莫之许）

　　（请读者参看本报６月２８日“大参考”版刊发的李公明先生的《美国社会如何争取社会主义》一文。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