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成为救命稻草县城找钱:找不到危险,找得到也危险

在前两年银根放松与城市建设狂潮中,全国的县城正次第变成大工地,却兜头遇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当银根在极松和极紧之间摇摆,县级融资平台就是其中那个最危险的秋千。

责任编辑:肖华 助理编辑 温翠玲 实习生 罗敏夏

工人们正在钢筋丛林中忙碌,这样的“街景”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作为经济建设的“底盘”,两千多个县正次第掀起城市建设的一轮热潮。然而,钱从哪来,又该如何还,始终还是个难题。 (CFP/图)

在前两年银根放松与城市建设狂潮中,全国的县城正次第变成大工地,却兜头遇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当银根在极松和极紧之间摇摆,县级融资平台就是其中那个最危险的秋千。

捉襟见肘的县级政府,正在纷纷抓住信托这根稻草。

赵保军是安徽一家县级地方融资平台的一把手。过去半年,他所在的县城投公司,通过安徽国元信托募资1.6亿元。

这笔两年期的信托融资成本极高,年利率为12%,接近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对一个净资产约30亿、负债三十多亿的平台公司来说,这点融资实属杯水车薪。但赵保军说,“我们别无选择。”

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序列中,县是最基本的单元。作为经济建设的“底盘”,全国两千多个县正次第进入城市发展的一轮热潮,却在基建锣声正密时兜头赶上监管泼下的冷水,融资渠道全面收紧。

没有关死的渠道所剩无几,而信托正是“矮子中的将军”,也因此突然受到青睐。

信托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因为可以横跨实业、信贷、股票等各种市场,具有银行、证券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在中国自萌芽之日就承担着金融创新的功能,但也因被地方政府作为融资工具大加使用而引发过大整顿,此后发展缓慢,直到最近五六年才迎来重新繁荣。

但信托正在卷土重来。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公开资料发现,截至2012年9月12日,仅安徽国元信托一家2012年就已发行45个区县级平台公司信托项目,占所有集合信托项目近六成,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三成。

2011年全国信托业务收入前两位的中融信托、中信信托也纷纷转向这一新领域。

截至2012年8月,中融信托2012年新成立的集合信托中,区县级平台公司占据半壁江山。在中信信托2011年发行的102只集合信托项目中,区县级融资平台仅有一只,而2012年这一比例已飙升至两成。

“尽管信托这个管道并不好,但对一些县级的平台来说,信托现在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国元证券一位内部人士说。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

“从来没有这么艰难过。”赵保军说,“对我们县级平台的政策已经近两年没有松动了,资金能调的基本上都调过了。”

2009年前后,伴随“四万亿”投放,举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跃进”。

银根宽松。赵保军所在的县级平台公司几乎从未为筹钱发过愁,从商业银行贷款“一个星期就可以放出来”。

但一场尖锐的社会讨论由此引发,监管层心生警惕,展开对地方债务的摸底和清查。

2010年7月,银监会下发244号“特急文件”,要求清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监管随后层层加码。2011年,全国一万多家平台公司被银监会列入一份“名单”。2012年6月下发的191号文规定,对于到期平台贷,一律不得展期或以各种方式借新还旧,仅可对公路和保障性住房新增贷款。而名单系统之外的平台公司则直接被剥夺获得贷款的资格。

2012年,银监会又下发12号文,要求各银行在原有“名单制”的基础上,对融资平台按照&l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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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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