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一周
公民社会不能靠“嗟”来
◆“别跪了!DIY一个公民社会吧”
中国网7月28日,作者:蔡哲远
安徽蚌埠鲍家沟村民在饱尝污染之苦,上告十年,“省里市里都来查过”却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向国家环保总局下跪。但他们不知道,这些“钦差”根本没有“尚方宝剑”。
在制度救济缺乏的中国,除了坐等污染企业的“道德自觉”和“良心发现”以及“催生制度的‘风暴’”外,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中国社会现在需要公民推动。一个社会若仅止于个人奋斗,而无制度性的整体推进,则一切幸福皆可疑。然而,一味推诿于制度而完全消解公民的个人责任,只会导致普遍的冷漠和犬儒主义。
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内心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有学者认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中国历史要彻底摆脱顺民和暴民的钟摆式震荡,必须从公民教育开始。正如腐败不出一个新体制,我们也跪不出一个公民社会。不要幻想天上掉馅饼,Do it yourself,一个健全(但不要奢望完美)的公民社会,有赖于千万个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点点滴滴的DIY式努力。
【点评者说】“下跪”残酷解构了中国现代化的虚妄。秦晖教授曾说:“中国没有Citizen,实际上我们都是农民。”本文揭开的是隐藏在国人骨子里的“卑微”,可谓痛中之痛。
公车、办公室越豪华,就越能为人民服务?
◆“公务奢侈源自向上看齐的冲动”
《现代快报》7月27日,作者:秋风
官大,可以坐好车,官小只能坐便宜车。官方发布这样的标准初衷自然是为了节制公务员乱花钱,与清查豪华楼堂馆所异曲同工,但这样的标准大约很难约束一些官员的奢侈倾向。原因是,官员们处于自上而下的“控制—服从”体系中,今天当镇长,明天就可能当上局长、县长,甚至一路升上去。体制里的每位官员都有强烈的升迁愿望,经常做的就是往上级那里跑,一现政绩,二跑关系。与此同时,他也通过模仿上级政府的办公规制,来满足自己对于未来前景的想象。向上级看齐的强烈心理冲动与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建造豪华楼堂馆所、购置豪华公务汽车、提高宴请标准的现象。而且,每一级政府都不例外。可以说,公务消费奢侈化是政府体系自上而下构造、而各级政府权力又未受有效约束的体制的一种内在趋势。
【点评者说】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官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依次而减”。时至今日,仍未脱出这种两千年来的封建思维,显示“官本”文化是多么根深蒂固。堂而皇之地规定谁官大谁就可以更享受,仿佛官越大,房子、车子越豪华就越能为人民服务?熏这样的悖论散见于红头文件的显规则和官场运行的潜规则之中。本文从社会心理角度进行了剖析,至少可以缓解阅读疲劳,只是,只要官员“向上级看齐”的冲动的根据不变,这一现象估计就会继续重复下去。
革命思维建不成和谐社会
◆“大学政治教育应从革命教育转变为公民教育”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7月29日,作者:黄凯斌
年轻学生,从来不乏激进思想,而激进的思想往往就是演绎历史的催化剂。中国学生从中小学时代就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尽管革命的对象是敌人,但是学生在解决问题或矛盾时却往往分不清对象,只要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革命”到底,誓不妥协。
而和谐社会的核心却是多元并存,相互尊重,相互妥协。政府与人民不可能没有矛盾。一个和谐社会,需要人民采取理性和正常的途径与政府进行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妥协。因此,对大学生而言,政治教育应教会他们如何通过体制内的途径与政府进行沟通、对话。
从2006年开始,大学已经开始实施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方案,这次的方案仍然没有跳出旧框框。大学政治教育应从革命教育转变为公民教育和通识教育。公民教育和通识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革命战士,而是培养生活在和谐社会中的公民。
【点评者说】革命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中国正向公民社会转型。但是,整个教育制度,并没有跟上这样的社会大趋势,教育跟时代精神的冲突正在成为中国教育问题的主题。必须明确一个常识,学生并非改造对象,不是从外部进行灌输的容器,而是有独立人格、具有充分可塑性的人,以学生的自我需要为中心设计展开全部的教学内容,以人为本,中国教育才真正有希望。
谁拿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
《经济观察报》7月31日,社论
上半年,中国税收增幅达2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4.2%。国家财富的增长远高于百姓财富的增长。 国家以民生为本,经济增长和国家财富的积聚,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一国百姓福利。然而,审视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财富固然集中于国家财政,但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以及公共服务品提供上的欠账越来越多。
这样的格局表明,政府依然认为把财富分散于民间,不如掌握在国家手中,因为政府能够使资金得到最优化的配置。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增加比较多的机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百姓福利。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也是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必然趋势。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要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享受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真正以民为本,就应从国富民强的观念中走出来,坚持以民富国强作为政策出发点。政府主动通过税制改革,通过减税等制度安排让利于民、藏富于民,是题中应有之义。
【点评者说】“民为贵,社稷次之”,是民与国之间关系的常识。因此,民间的财务自主权处于自然优位,政府也应该放弃自以为高超的“父爱主义”,让民间有更大的自我支配空间。
况且,“小河”不满,“大河”怎会满得长久?近些年政府财政收入的超常增加,经济发展与征收技术的提高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基础却在于1994年税改时预留了巨大的征收空间。既然征收的技术已经提高了,当初的预留空间就应该取消,大幅减税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困难就在于,政府加税时主动和轻易,减税却必须有外在的推力。建立起民间尤其是人大对政府的有效推动渠道,才是“从国富民强到民富国强”的“七寸”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