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亲历者的红卫兵记忆

为数不少的北京四中学生,恰恰是在红卫兵穷形尽相地侮辱、殴打其作为阶级敌人的家人时,萌生了极其强烈的超越阶级、政党与意识形态的人类基本之爱,原本试图摧毁的亲情,反而在畸形的暴力中被重建。

2010年,《南方周末》文化版曾刊发《历史深处的来信》,披露了北京红卫兵在时隔四十四年之后,对当年被殴打和羞辱的教师的致歉,引发了国内外关切红卫兵历史的公众的极大兴趣,红卫兵是否应该集体道歉甚至赔罪,也在网络上激荡起经久不息的争论。而随着红卫兵这一代人,已成为或将要成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的精英,公众对这个在“文革”初期掀起滔天巨浪的青年人群体,也存在着政治性的探究兴趣。但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出身和教育背景如何,与高层政治斗争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联,其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性和利益诉求,红卫兵运动中的暴力程度如何,这场运动是如何终结的,等等,至今仍旧是谜团重重,面目模糊。

所幸的是曾经是北京四中红卫兵的北岛等人,继集体记忆《七十年代》之后,又邀约这所那个时代北京最著名的高干子弟学校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在时隔四十多年之后,从各自的立场、意识形态和情感出发,重访了1965年至1970年的北京四中的运动现场,为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见证,编辑成《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

遇罗克是那个时代一个标志性的独立思考的典范,但其人其事,很少为人所知。牟志京是北京四中《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而遇罗克的《出身论》首次刊登即是经过他的改订和润色,因此,牟对遇罗克有一些珍贵的回忆,比如他第一次见到后者的情景:“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洪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据牟的观察,遇罗克并非常人所认为的书痴或书呆子,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折射出睿智和灵敏,而其政论写作,更是“出污泥而不染”,没有受到那个时代社论体语言的污染。遇罗克的心智生命非常丰厚,他兴趣广泛,在跟牟数次聚会时谈论的都是哲学、历史和文学等精神性的命题,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等现实议题。更悖论的是(如果牟的记忆属实的话),遇罗克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其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这个细节,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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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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