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有话好好说”与“读书先须识字”
“有话好好说”，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没用的话，有话还能不好好说吗？但要真正做到，其实谈何容易！
■书里书外
唐逸先生认为，语言的毛病要从语言入手去治疗，尤其强调改变“我们民族那种文人策论漫天推理的老习惯”，才能真正构建起主体自由的精神
唐逸先生与吴茵女士最近编著了一本《汉语文化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我最早看到唐先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基督教神学方面的，那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又陆续读到唐先生关于分析哲学、美食、社会暴力以及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很多文章，才知道唐先生是当下学界非常稀见的学贯中西古今的一位通人。只不过唐先生与时风有异，为人不喜张扬，所以至今还不大为专业学术圈之外的人所知。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汉语文化读本》呢？
我们看这本书的内容。其中有容易读错的常用词、多音词、称谓语怎样正确使用，以及成语、诗句、诸子百家引语等等。这些东西通常应当是专门编纂文史工具书和语文教学的人擅长的事情，唐先生为什么要来编这样一本书，其中的深意何在？
我觉得尽管这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但它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不仅对关心文化的一般读者有益，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研究的学者也同样有益处。不过对于这两部分读者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可以说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无论专家学者还是一般读者，读了都会有所收获。我把这本书的意义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有话好好说”；另一句是“读书先须识字”。
“有话好好说”，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没用的话，有话还能不好好说吗？但要真正做到，其实谈何容易！
记得1980年代初，大街上悬挂起很多红色的大横幅，上面写着大标语：“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当时人人要学的多少个字的礼貌用语，全民都要学。看了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要是一个外国人看到满街张挂的这些标语，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不像到了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一个诗书礼仪之邦，而是到了一个刚刚由野蛮进于文明的初民社会呢？那个时候，由于几十年来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暴力流行，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礼貌用语都遗忘掉了，结果导致那种暴戾粗鄙的语言大流行。这是一种由于政治上崇尚暴力而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伤害。后来这20年间，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对语言的伤害，即由于商业化泛滥对汉语文化造成的侵蚀与伤害。由于全民皆商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挤压，致使天下从风而靡，语言也被挤压变形。像唐先生在这本书的附录里就列举了很多实例。本来以博大、优美、丰富著称的汉语，现在被浓缩成了很单调的几个字，像“酷”呀、“毙”呀，“爽”呀，“火了”呀，这样的几个单字。这种商业化八股的流行，隐含着消费主义对于人们心理意识的一种操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意谓语言的状态，标志着我们的生存状态。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则在他的作品里，预见过由于一种“新话”的专横统治，导致语言沉沦的情景。这种新话由一套高度浓缩的词汇组成，单字的发音要短促，避免人们由此联想过多，以便操控人心。当这种“新话”流行的时侯，文化的噩运就降临了。这正像一位德国诗人所说的——“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汉语文的命运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命运，流行语言映现出我们民族被扭曲的意识形式与生存状态。唐先生的书中，特别批评了这些政治八股与商业八股的泛滥，“仍然制约着中国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所以，对一般关注文化的读者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本书入手，不断提高汉语文化的修养，努力运用清晰、规范的语言与人交流，摈弃各种流行语言的扭曲，就能逐步做到“有话好好说”。
这个读本的另一个意义是“读书先须识字”。这本是唐人韩愈的话。这听起来好像又是一句没用的话。读书还能不识字吗？不过从清代乾嘉学人对这句话的推崇就能知道，真正做到“识字”，即使是对于当今以学术研究为业的人来说，也不是易事。
据说当年熊十力先生有一友人为子论婚，要求女方“须文理通顺”，熊先生对他说：“欲求文理通顺于今之大学教授中，几渺不可得，奈何于弱小女子中求之！”他老人家认为，此事“如五百年生圣人，谈何容易！”大有“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慨。可见，要真正掌握汉语，能够自如地运用和驾驭汉语，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等不及五百年，至少，我们终生都要为之不断努力。当然，今天已经不是乾嘉时代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术业各有专攻，说“读书先须识字”，当然不是说要回到专注于考据的那个时代。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研究的中心，其间流派纷呈，创获亦多。大体可以区分为欧陆与英美两派，即释义学与分析哲学两个传统。前者重意义诠释，后者重逻辑分析；前者在当下中国似已成为显学，而后者尤其是其中的日常语言学派，似乎还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从本书看，唐逸先生的学术方法论也强调从日常语言的分析入手，重视对其中所蕴含的活的意识形式与价值的批判。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只重视学术语言，而轻视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而这种日常语言，其实恰恰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事物，包蕴着我们的意识形式，因此，大学者往往由此入手，视为最重要的研究途径之一。维特根斯坦研究语言，就特别重视“从词的使用开始”。他为此还曾专门编著过小学生辞典。唐先生之所以特别强调词的正确使用，其意义也不外乎此。他力图打通欧陆与英美之间语言哲学的两大路向，即对于语言的分析与诠释的融通。他认为语言的毛病要从语言入手去治疗，尤其强调改变“我们民族那种文人策论漫天推理的老习惯”，才能真正构建起主体自由的精神。
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评。”在这种意义上，唐先生的书虽然看起来是个很通俗的读本，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很深刻的，其中包蕴着从语言批判到文化批判的意味。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一般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要想实现文化的复兴，首先要从语言的复兴做起。
唐逸先生认为，语言的毛病要从语言入手去治疗，尤其强调改变“我们民族那种文人策论漫天推理的老习惯”，才能真正构建起主体自由的精神
唐逸先生与吴茵女士最近编著了一本《汉语文化读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12月）。我最早看到唐先生写的论文是关于基督教神学方面的，那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来又陆续读到唐先生关于分析哲学、美食、社会暴力以及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很多文章，才知道唐先生是当下学界非常稀见的学贯中西古今的一位通人。只不过唐先生与时风有异，为人不喜张扬，所以至今还不大为专业学术圈之外的人所知。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汉语文化读本》呢？
我们看这本书的内容。其中有容易读错的常用词、多音词、称谓语怎样正确使用，以及成语、诗句、诸子百家引语等等。这些东西通常应当是专门编纂文史工具书和语文教学的人擅长的事情，唐先生为什么要来编这样一本书，其中的深意何在？
我觉得尽管这本书的篇幅不是很大，但它兼顾了普及和提高，不仅对关心文化的一般读者有益，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研究的学者也同样有益处。不过对于这两部分读者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可以说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无论专家学者还是一般读者，读了都会有所收获。我把这本书的意义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有话好好说”；另一句是“读书先须识字”。
“有话好好说”，听起来好像是一句没用的话，有话还能不好好说吗？但要真正做到，其实谈何容易！
记得1980年代初，大街上悬挂起很多红色的大横幅，上面写着大标语：“请、谢谢、对不起……”这是当时人人要学的多少个字的礼貌用语，全民都要学。看了让人觉得哭笑不得。要是一个外国人看到满街张挂的这些标语，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不像到了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一个诗书礼仪之邦，而是到了一个刚刚由野蛮进于文明的初民社会呢？那个时候，由于几十年来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暴力流行，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礼貌用语都遗忘掉了，结果导致那种暴戾粗鄙的语言大流行。这是一种由于政治上崇尚暴力而导致的对汉语文化的伤害。后来这20年间，我们又看到另一种对语言的伤害，即由于商业化泛滥对汉语文化造成的侵蚀与伤害。由于全民皆商的经济社会结构的挤压，致使天下从风而靡，语言也被挤压变形。像唐先生在这本书的附录里就列举了很多实例。本来以博大、优美、丰富著称的汉语，现在被浓缩成了很单调的几个字，像“酷”呀、“毙”呀，“爽”呀，“火了”呀，这样的几个单字。这种商业化八股的流行，隐含着消费主义对于人们心理意识的一种操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意谓语言的状态，标志着我们的生存状态。英国小说家奥威尔则在他的作品里，预见过由于一种“新话”的专横统治，导致语言沉沦的情景。这种新话由一套高度浓缩的词汇组成，单字的发音要短促，避免人们由此联想过多，以便操控人心。当这种“新话”流行的时侯，文化的噩运就降临了。这正像一位德国诗人所说的——“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
汉语文的命运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命运，流行语言映现出我们民族被扭曲的意识形式与生存状态。唐先生的书中，特别批评了这些政治八股与商业八股的泛滥，“仍然制约着中国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所以，对一般关注文化的读者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本书入手，不断提高汉语文化的修养，努力运用清晰、规范的语言与人交流，摈弃各种流行语言的扭曲，就能逐步做到“有话好好说”。
这个读本的另一个意义是“读书先须识字”。这本是唐人韩愈的话。这听起来好像又是一句没用的话。读书还能不识字吗？不过从清代乾嘉学人对这句话的推崇就能知道，真正做到“识字”，即使是对于当今以学术研究为业的人来说，也不是易事。
据说当年熊十力先生有一友人为子论婚，要求女方“须文理通顺”，熊先生对他说：“欲求文理通顺于今之大学教授中，几渺不可得，奈何于弱小女子中求之！”他老人家认为，此事“如五百年生圣人，谈何容易！”大有“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慨。可见，要真正掌握汉语，能够自如地运用和驾驭汉语，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等不及五百年，至少，我们终生都要为之不断努力。当然，今天已经不是乾嘉时代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术业各有专攻，说“读书先须识字”，当然不是说要回到专注于考据的那个时代。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语言成为人文－社会研究的中心，其间流派纷呈，创获亦多。大体可以区分为欧陆与英美两派，即释义学与分析哲学两个传统。前者重意义诠释，后者重逻辑分析；前者在当下中国似已成为显学，而后者尤其是其中的日常语言学派，似乎还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从本书看，唐逸先生的学术方法论也强调从日常语言的分析入手，重视对其中所蕴含的活的意识形式与价值的批判。过去的研究者往往只重视学术语言，而轻视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而这种日常语言，其实恰恰正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事物，包蕴着我们的意识形式，因此，大学者往往由此入手，视为最重要的研究途径之一。维特根斯坦研究语言，就特别重视“从词的使用开始”。他为此还曾专门编著过小学生辞典。唐先生之所以特别强调词的正确使用，其意义也不外乎此。他力图打通欧陆与英美之间语言哲学的两大路向，即对于语言的分析与诠释的融通。他认为语言的毛病要从语言入手去治疗，尤其强调改变“我们民族那种文人策论漫天推理的老习惯”，才能真正构建起主体自由的精神。
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一种语言批评。”在这种意义上，唐先生的书虽然看起来是个很通俗的读本，但是，它的意义却是很深刻的，其中包蕴着从语言批判到文化批判的意味。无论对于学术研究者还是对一般大众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要想实现文化的复兴，首先要从语言的复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