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一九四二》唤醒了人们的悲悯心

这部电影送审时,审查委员会二十多个人,他们长期的工作就是把关,他们非常保护这部电影,全部给5分。这部电影能唤醒人们的悲悯心,它对左右两部分人都有作用。

冯小刚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电影送审时,审查委员会二十多个人,他们长期的工作就是把关,他们非常保护这部电影,全部给5分。这部电影能唤醒人们的悲悯心,它对左右两部分人都有作用

电影完成后,失去目标和方向了

人物周刊电影试映时,我看放映完后,观看的人几乎都是沉默的,没有人想说话。

冯小刚:几乎所有人看完后,都是这反应,闷了一会儿。有人说感觉像隔着书被打了一闷棍。震云那小说,没故事,没情节,没人物,主角就是民族。看完这个电影,你对自己的民族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或者说跟以前不太一样的认识,这会让你有点不舒服。

人物周刊听说你惦记这个小说20年之久?

冯小刚:差不多吧。他1993年写的小说,我当年看的。当时我就跟他说想拍,那时我还没拍过电影,震云说咱们再等等,等时机再成熟点儿。

人物周刊他为什么说再等等?是对当时没拍过电影的你能力的怀疑?还是担心当时的大环境,比如政治气候等问题?

冯小刚:当时我刚拍完他的作品《一地鸡毛》,我俩挺熟的了。震云可能觉得政治气侯,各方面的因素都有。2000年过年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到我家来,两人喝完酒,他挺郑重地说,“我想把《温故一九四二》郑重地托付给你。”我说我不可能去找编剧,你要做编剧,他说,“没问题,这个事我可以始终和你共进退。”这剧本只有他一个编剧。这部小说其实没太多的故事,一开始我弄了一座谈会,请了很多导演和业内的人,大家共同认识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小说,但它是一部不能改成电影的小说。它是一个调查报告。大家都走了后,震云问我你还干不干?我说干呀。

他说,“怎么把它变成剧本,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把一个东西变成剧本有两种做法:一是找几个很聪明的人,坐在宾馆里头,大家刮一个头脑风暴,把它侃出来;还有一种是笨人的方式,聪明人知道找捷径,笨人呢,他不知道找捷径,他把所有的路都摸一遍,走了很多冤枉路,最后找到了要去的地儿。”我说,咱俩肯定都不是那聪明人,就用笨人的方法吧。我们就沿着灾民逃荒的路走了一遍。包括1942年蒋委员长去的那些地儿也走了一遍,走在这条路上,这个故事渐渐形成了。

我们通过采访,通过看那些一息尚存的遗址,渐渐地,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种对故事的想象,人物的想象,老东家一家就浮现出来了,花枝呀、瞎鹿啊、老马呀、李培基呀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出现了。这个创作经验是比较独特的,费了很大工夫,大概走了3个多月,也去了重庆、陕西、山西、河南……通通走了一遍,收获特别大。

人物周刊走这一遍时,你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什么样儿?

冯小刚:我们五六个人,每天晚上都在搭建这个故事。一开始打算用一个现代人,或者说作者,不断地跳进跳出,有时候拉回到现在,有时候随着他在河南的采访回到过去,后来发现这种间离的效果对电影有伤害,也觉得这个现代人挺讨厌的,觉得他格格不入、排异,所以最后留下的就是头尾这两句话。这个剧本几次上马,几次下马,到后来搁了很多年,震云也没什么压力,他虽然知道拍不了,但还是不断在修改,隔了一年,他就说,哎,你看我又改了一稿,这东西放一年再看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搁很多年慢慢就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个剧本在我家左一本右一本,出了大概有二十稿,有的就改几句台词,有的就改了几场戏,有的进行了很大调整。后来我都分不清了,比如说,第二稿的哪个部分不错,第五稿的哪个部分不错,这剧本我看了得有二十遍。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当初筹拍时,几度上马又下马,你的情绪如何?

冯小刚:当时心情很沮丧。今天回看,未尝不是好事,如果仓促上阵,就把这小说给糟践了。现在完成了各种准备,一切都刚刚好。

前两天我发了一条微博,我说我把之前12部电影积攒的人气,都赌在这个片子上,我相信观众的判断。我们之前4次随机在大街上找了观众试映,60人一批,观众的反响很强烈,尤其是我们过去最担心的那些年轻的观众,看完了很愕然,很多年轻人觉得,我很幸运,没生在那个时候。他们也不觉着节奏慢,也不觉着闷。有很多观众过去没有看这样电影的经验。

《一九四二》不是贺岁片

人物周刊你说到这些年积累了观众对你的信任,但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源于你拍喜剧片吧?比如《夜宴》、《集结号》,还是有争议的。

冯小刚:可《夜宴》的票房就比《天下无贼》好,《集结号》的票房就比我过去的喜剧都好,《唐山大地震》的票房远远超过《非诚勿扰2》。我发现,观众没有绑架你,其实你自己的内心有时候把自己绑架了——是不是拍喜剧的时候更踏实一点?可是从票房的情况来看,这些正剧反而比喜剧的票房要高很多。

人物周刊人在走自己熟悉的路的时候,会觉得更安全吧。

冯小刚:嗯。但观众其实无所谓,这片子我坐得住,能看得下去,看完了我内心会被触动,我就接受你。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上写“11月就是一个如常的档期,为什么要把它称为贺岁档呢?《一九四二》选择在11月上映,就是不想贴上贺岁的标签误导观众。”“贺岁片”应该是中国观众对于“冯小刚作品”的认识吧?

冯小刚:贺岁档准确说应该是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因为有过年的气氛,现在才11月份,怎么就给搁到贺岁档里头了?而且什么电影都往贺岁档里搁?说《一九四二》是贺岁片,显然是对观众的误导。我特意澄清,“要想看贺岁片我劝您千万别买《一九四二》,省得您看完后悔,骂我不厚道。《一九四二》没有乐子、没有热闹、没有红火,有的只是历史的真相。想买笑的,咱们明年见。”

人物周刊你靠拍喜剧被更多观众认识,这几年又开始拍大制作电影,从《夜宴》、《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直到《一九四二》。怎么看你这几年作品风格的改变?

冯小刚:我用了这么多年拍了这么多片子,其实就是为《一九四二》做准备。如果1993、1994年拍成了这个电影,可能跟今天拍出来的东西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很年轻,对生活的认识跟现在比是有局限性的。还有作为导演,对这种大制作影片的掌控能力,那时候也不具备。我从《夜宴》到《集结号》,再到《唐山大地震》,做过几部这样大制作的影片后,再做这部电影就不会那么心里没底了。首先,有很多画面我之前脑子里头都有了,我可以跟各个部门交待得很具体。再有,震云通过这些年不断沉淀,从第一稿到最后拍摄的这一稿,不断地打磨、推敲,不断地丰富,更接近了历史的真实,人物关系也越来越准确,比第一稿要好很多。还有资金,华谊兄弟上市后有了实力,能够拿出两亿多来拍这部电影。更重要的是,从《甲方乙方》开始后拍的12部电影,完成了观众和我之间人气的积累,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人气,拍这么一个电影,投资人会很恐惧——这么大一个投资,一个这么严肃的文艺片,你不等于自杀吗?

人物周刊你把它称为严肃的文艺片?

冯小刚:对,我觉得它是。它是严肃的,它不是娱乐片,它是个文艺片。

人物周刊你用什么词来形容《一九四二》这部电影?

冯小刚:这电影比较站得住脚。我看小说时,触目惊心,虽然小说写得特别黑色幽默,但我看完后的感觉,就像几个影评人看完电影后说的,三天走不出去,心里头堵得慌。但同时我又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个平常写东西很刻薄的人,看完这电影后,他的悲悯心被唤醒了。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前些年题材集中在都市情感,这几年又开始涉及天灾人祸,转变非常大,观众可能也会迷惑,哪个才是真正的冯小刚?

冯小刚: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我(笑)。拍喜剧的也是我,没人拿枪逼着我拍,那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拍的。从《集结号》开始,有人说从里面感觉到有悲悯的情怀,到《唐山大地震》,再到《一九四二》,这3部作品是一脉相承的,说的都是底层小人物面临巨大危机的故事,最后的结尾都会看到这些人和世界的和解。

2012年11月8日,北京冯小刚工作室,冯小刚(左)在打量他即将完成的画作,一旁的王中军不时提出建议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姜晓明/图)

一部电影如果在政治上出风头,一定不是真正的好作品

人物周刊导演们一直觉得,在中国拍电影,审查是最难的一关。这部电影审查后损失大吗?

冯小刚:好像就3个地方吧,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我就羡慕甘地和毛泽东,他们身上没有负担,尽可以和民族站在一起。”这句话删了。还有两句台词改了:一场是枪毙人的时候,“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这人数达不到,宣传效果达不到,这是政治事故。”最后一句,他母亲说,“哪一年呢?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哪一年?”

这部电影送审时,审查委员会二十多个人,他们长期的工作就是把关,他们非常保护这部电影,全部给5分。这部电影能唤醒人们的悲悯心,它对左右两部分人都有作用。张泉灵看完片子后写了一个微博,因为那天坐了很多影评人,里头也有很多一直对文艺作品持批评态度、非常刻薄的,但看完后,他们确实是就是很简单说好!好!

我跟震云一开始就说,我们千万不要把这样一部电影拍成一个特别刻薄的电影。我对演员们说,你们没有态度,我也没有态度,但这电影不能没有态度。这电影的态度是谁?是灾民的态度,比如你演老东家,你就想老东家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你演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态度。你演日本人,日本人什么态度……这电影的态度是1942年那些人的态度,不是我们的态度。按说,审查委员会的人如果不保护这电影,能找出20条、30条问题让你改。可这次,大家看完后都说,“不要再动了,不要再动了。”片子审完后,我以为会给我一个意见,因为现在不会有“枪毙”片子的,就是让你做根本性修改,(笑)这是多难的一个事。真那样的话挺麻烦的,你不改吧,这么大一投资;你改呢,作品就会呈现出另外一个面貌。所以当听到改这几句时,我说没问题!

人物周刊送审后等待的时间大概两三个星期,你在等待电影审查结果时什么状态?

冯小刚:电影送审后,要等待最终有决定权的人看过后才知道结果,电影局也只能是上报、等着,我这边档期虽然临近也不敢启动宣传,也不敢把混录棚退了,因为一有修改意见,就得重新进棚,重新弄,这个时候是比较煎熬的。结果,哎,终于,领导看完了,觉得非常好。这等待的两三个星期我就天天打电话,(笑)“怎么样啊,领导看了没有?”对方说:“小刚,我们比你还着急呢,现在领导出国了,领导去……没在。”你怎么办?因为让我们拍时,我们确实答应过肯定不添乱,十八大以后再送审。但是今年十八大推迟了,可是这之后确实没有档期了,再往后华谊的另一部电影《十二生肖》就要上了,自己冲自己。结果还真是不错,人家也没真较这真儿,如果真给你放十八大以后再审,我们就彻底瞎了。当然还是有机会上,但是整个这口气就差了,可能就要挪到明年三四月去了。

人物周刊通过《一九四二》送审如此顺利,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乐观地看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了?

冯小刚:我举个例子,比如《让子弹飞》,就因为被某些知识分子过度进行了政治解读,导致姜文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姜文的剧本再拿去送审的时候,人家要拿放大镜去看。我也问姜文,“你埋了这么多套儿?”他说,“我真的没有,人家就是这么看的。”《一九四二》要上马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担心,所以说我们要了解人性,比如你要了解,审查委员会的人,这就是他一工作,他给你通过了,可能他的饭碗就没了。你一次失误,两次、三次都如此,你不适合做这工作,换人。所以说你要是只想着自己的电影,不理解他做这工作的难处,那你就是对人性了解得不够全面。(笑)《一九四二》出来了,我希望观众自己心里有一个感受,我希望(媒体)尽量不要上纲上线地做政治方面的解读。不然会给我,包括其他导演带来很大的麻烦,大家的处境会更不好。“就让我们拍吧,它没那么严重,它对社会构不成那么大的危害,你们把电影看得太大了,它没那么大……”等你说服他了,电影出来后,有人过分解读,就会导致有另外一批人,拿着这种解读去给广电总局之上的单位写信,写内参,写各种内容,一个大嘴巴抽到电影局这儿来,“这就是你们审查通过的电影?”

我觉得一部电影如果在政治上出风头,它一定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作品。我拍的时候其实就想,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态度有时候特别的幽默,怎么幽默呢?老张要饿死了,他想到老李呀比他早死了三天,他说我值了。还是找一找这个根源。

人要有敬畏感

人物周刊《一九四二》里有一段说到了《大公报》因为报道河南灾民饥荒的事,被勒令休刊反省,你怎么看新闻自由?

冯小刚:绝对的新闻自由也不存在吧,包括美国,我们认为最民主和自由的地儿,政府还是可以在有些时候告诉你,这东西不能登,也可以让你失踪,联邦调查局就是干这个的。比如说水门事件,那民主也是不堪一击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新闻的作用?

冯小刚:新闻一个特别大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大家需要了解真相,但新闻也经常说一些话把你误导到另外一个角度上去。《一九四二》就是让大家知道历史的真相、民族的真相。其实我有点悲观,我觉得我们民族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有时候还真是没法儿冒犯,往根儿上说都是民族性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做出非常恶的事儿,过去,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最善良的民族。

人物周刊你曾经认为我们的民族是最善良的民族?

冯小刚:我一直受的是这种教育啊。勤劳、勇敢,这些品质也确实都有。但是不是最善良的,有些情况下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比如前些时候的抗日,怎么就变成了打砸抢?自己人折腾自己人?表达愤怒时,有一种人的愤怒让人尊敬,有一种人的愤怒特别脏。

当然,每个人看电影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愿意往政治上去解读,他就是很high这个,在我看那些都是表面的。俄罗斯这民族也饱受灾难,但它出了一大批艺术家、文艺作品,它也受过严酷的管控,但它仍然有柴可夫斯基、列宾……他们的文艺作品里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救赎。我们的民族在灾难中却沦落出另外一种状态——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

国民党那么腐败,为什么能够允许它存在那么长时间,其实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理。西方人可以为了精神层面的民主自由,抛头颅洒热血,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说但凡你别给我逼得没了活路,给我一点生存的可能,我都不会跟你翻脸,我不会造反,你爱统治我你就统治。但是一旦你要把他逼得没了活路,他就非常残暴,很难特别理性地去表达诉求。

十几年前看了震云的这个小说,让我触目惊心的不是这场灾死了多少人,有多苦,是我觉得准,写得准!因为篇幅的原因,我拿掉了一些内容,比如说蒂姆·罗宾斯扮演的传教士在教堂赊粥,他对那些灾民说,“在我们西方,人死了也是有尊严的,你要尊重生命,你得把他埋了,不能饿殍遍野,不能暴尸街头,你们把人埋了,再到我这儿喝粥来。”没人听他这个,埋不过来,埋他干什么?他又退了一步,“把你们家亲人埋了,然后可以来我这喝粥。”可大家想的还是,先顾活的吧。我当然理解,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但有的民族他即便这么饥饿,也要先把死人给埋了再喝粥。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这跟信仰是否也有关系?

冯小刚:佛教到了中国就变成一单生意了,初一去潭柘寺,那车都排到山底下,等着烧头香。初二去行不行,初三去行不行?不行。得初一去。佛祖保佑我早生贵子,我捐一门槛;你帮我升官发财,我给你再塑金身。是吧?咱们这些信徒基本是这样的,把佛当成了一个生意人。如果你真把佛当成一生意人,就是说你要初一没给我烧香来,我可不待见你,我可不帮你了,那你拜他干嘛呀?他这么势利。

人物周刊你有信仰吗?

冯小刚:形式上没有,我貌似是无神论者,当然还是有一些敬畏心。我觉得宗教对人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如果你敬畏他,你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一些反省。比如说教堂,我经常会被那种建筑征服,因为我是画画出身的,出国我就愿意到教堂里坐会儿。它不像去庙里头那么乱哄哄,当然,有些寺院也会让人安静。这教堂里头所有人都小声说话,你坐在那儿,心一下就静了,你就被那样的一种东西给催眠了,你要坐超过十分钟,就会开始想一些事,思考一些事。而且你思考的肯定不是下顿饭我等会儿到哪儿吃去,感觉被冥冥中的一种东西给笼罩着,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飞出去了。

人物周刊《一九四二》中有一个乡村传教士的角色,这个传教士最后内心世界坍塌,对自己的信仰表达了质疑,这是否表达了你的观点——在面对现实时,信仰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冯小刚:这么说吧,你要从这么实用的角度去看宗教的话,它真是无能为力。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把宗教当成一个实用的工具利用。可它不是,它是对人精神的一个洗礼,我这么理解的啊。不然为什么好人经常不得好报,坏人如鱼得水?

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普世价值观,在道德层面,作为一个人,我身上的瑕疵特别多,我肯定是讨厌的事儿、坏事也干过,但我总是有那么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人坏吧,你不能把这个底线给踩塌了。有信仰的外国人他即使骂人,也总是有一个底线在内心约束着他,不仅仅是法律——我不能这么坏。但是在微博上、网上,你能看到,咱们这儿有些人,他要恨一个人,骂人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底线的,没有敬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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