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卫星上天之夜

■往事与随想

　　1970年4月24日，我正被拘于复旦大学学生宿舍6号楼内，名曰“抗大式学习班”，实为隔离。至于何日可以学成，那是绝对不告诉你的，以便充分利用悬而不决的威慑力量。
    话说那天夜空突然传出天籁般的“东方红”簧琴音乐，接着播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消息传来，校园顿成羹沸。学习班的几个“学员”这时候血也热了起来，心想此乃全民盛事，便也蠢蠢欲动，兴冲冲往外跑去，要跟革命群众同乐一番。不料脚还未迈出楼门，早有缇骑过来喝止:“哼，你们也配!?”
    革命群众要游行庆祝，手头没有锣鼓，怎么办?缇骑这才想到我们几个：“勒令你们跑步到系办公室去取来!”这时不知是谁弄来一辆黄鱼车，于是由缇骑押解着，我们几个飞车去取回了系名大旗、各色彩旗和一套锣鼓家什。“咚咚呛，咚咚呛”，看着革命群众的队伍渐行渐远，我们几个被剥夺了欢庆权利的灰溜溜回到“囚室”，或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或续写交代材料。鉴于革命群众游行归来需要漱洗，在缇骑监督下，著名学者林同济先生和我两人持10个水瓶，被派去打热水。见林老迈，我自告奋勇一手各四，拎回8个水瓶。缇骑倒也并不干涉。
    从供水站到宿舍楼总也有五六百米的距离。走在这像是噍类靡遗的空旷校园，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排异”政治的威力。我说的“排异”当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而是那种“摈弃”、“疏离”、“隔绝”、“非我族类”、“心灵流放”、“革出教门”的意思；我想到了古希腊的陶片流放，想到了奥威尔的《1984》…… 想归想，脚步可不能放慢。游行队伍回来，我们还得驾上“三套车”归还锣鼓去呢。今天，有的年轻人争着要做“另类”;英文里的alternative rock、alternative medicine(编者注:另类摇滚、另类治疗)等也颇带一点创新的意思，可在我们那个年代，当个“政治另类”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卫星上天以后不久，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入校了。为给学生“防疫”，不可一见长胡子的就叫老师，各系都举行过“政治另类”的识别批判会，即把全系教师中的“革命对象”和“问题人物”集中起来，并重点批判其中若干人。(被批准可以上岗的教师大多是“革命动力”，自另有相认方式)外文系“防疫”在第一教学大楼的1237大教室举行，“政治另类”全在右前方6排，呈方阵坐定，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要站起回身低头，认罪如仪。这样学生自然也就记住了“另类”的嘴脸。我是当年6排中最年轻的一个，并未遭到批判或点名，似属陪绑性质。我的一位姓程的老师性格刚毅，因宁折不弯，眼镜被打落在地。讽刺的是，批判他的那位主旨发言人据说在国民党时代是个三青团，到了共产党时代摇身一变，忽然事事时时“左”得可爱，改革开放以后又跑到大洋彼岸，宣誓做美国公民去也。
　　回想起来，这种“排异政治”确实厉害，可能是针对“人是社会动物”(鲁滨逊还需要个“星期五”呢)这一特征设计、制定的。把你逐出人群，孤悬在外，久而久之，你始而会怀疑自己的归属，继而觉得自己丧失了基本的人格和人性，终至绝望。近读《炎黄春秋》袁剑平先生文“‘文革’前高考‘不宜录取’政策回忆”一文，读者可以看到这种“排异政治”决非形成于朝夕之间，而是“古已有之”，到了“文革”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才鉴足以辨物，思理方能研幽，要建设名副其实的和谐社会，不好好温习温习往事，从中汲取刻骨铭心的教训，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