牦牛巡边路

在祖国版图的帕米尔高原上，有一个叫红其拉甫的地方，塔吉克语意为“血染的通道”。这个地方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足平原的50%，风力常年在七八级以上，最低气温达零下四十多摄氏度，也被称为“死亡之谷”。特别是红其拉甫边防连有一条全军陆地巡逻时间最长的线路，它是全军惟一因地势险要不能乘车、骑马，只能靠素有“高原之舟”美誉的牦牛作为巡逻的惟一工具的边防线

中国西部边陲，我跟随着上汽荣威W5“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的活动车队行驶到红其拉甫，再向西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边境口岸，向南则是蜿蜒在帕米尔高原崇山峻岭中的吾甫浪沟——公路在这里消失。

正是在这条接近人类极限的边境线，荣威车队发现了一支特殊的高原巡逻队。对于巡逻队的队员来说，任何一条路都没有尽头。

8月31日，一支由边防战士、塔吉克护边员组成的共10人的巡逻队从红其拉甫出发，踏上了吾甫浪沟巡逻的征程。这是全国惟一一条汽车、马匹无法通过，需要骑行“高原之舟”牦牛背上巡逻的防线，巡逻往返近百公里，蜿蜒在帕米尔高原至喀喇昆仑山中巴边境的冰山雪岭中，50%的路段处在悬崖峭壁，30%的路段要蹚过冰河。

连长张国亮已是第二次进入吾甫浪。他不知道，63年来，到底有多少战士曾像他一样骑着牦牛，踏上这条荒无人烟的巡边路，他只知道：“每一次过吾甫浪沟，都是对生命的考验。”

“死亡之谷”

红其拉甫海拔最高的前哨班里，一只苍蝇不停飞舞着。班里的战士说，那家伙跟着汽车上来的，用不了一会儿，就会死去。

对于普通人来说，红其拉甫其实已经是绝境。我们到达连队的第二天，便赶上大雪封山。从窗外望去，只剩下孤零零的几间营房——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橡皮抹去，留下一片空白。在早些年，遇上这样的天气，给养无法及时运到连队，战士们只能吃储存的干菜。那时候连队里的军网还没有接通，战士们看的常常是一个礼拜前的报纸——红其拉甫仿佛与世隔绝。

连队的条件今非昔比，但每每此时，红其拉甫，还是只剩下寂寞。

塔吉克语里，红其拉甫意为“血染的通道”。这里平均海拔4700多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一半，风力常年7级以上，紫外线辐射量超出平原50%。由于古时候常有驼队被暴风雪活埋于此，所以当地人也叫它——“死亡之谷”。

4年前，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张国亮是主动要求来到红其拉甫的。上军校之前，他所在的部队在海拔只有三千多米的县城，每周末都可以上街转转。而在红其拉甫，只有四面的高山。在曾经的部队里，他跑上5公里都不会喘，但在这里，仅是快走上几步便可能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新来的战士要熬过几个月的高原反应——那感觉让你胸闷、呕吐，头痛欲裂。几年前，有一支地方施工队承包了连队防区的铁丝网架设工程，但由于高原条件过于艰苦，一心想挣大钱的民工们没干几天就都悄悄溜走，战士们只好自己施工。

以前连队的条件更为艰苦时，不少战士患上了心脏病、肺水肿、脑积水等高原性疾病。2011年，张国亮的妻子从陕西来看他，严重的高原反应让妻子吐个不停，胳膊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痘。营教导员王烈也是2012年牦牛巡逻队的成员之一，他不久前下山做了检查，医生说他因为常年在高原，耳膜已经下陷。

几年前，有人曾为这支高原上的部队拍了纪录片，取名《帕米尔之恋》；还有剧组来到这里拍了电影《中尉》——那部电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像界碑一样站立》。张国亮觉得，那些演绎“其实都来自帕米尔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连队的每个人都知道，从红其拉甫进入吾甫浪，更是一场与死神的游戏。这里夏季洪水汹涌，冬季风雪肆虐。巡逻队惟一可以通行的时间，只有每年9月初洪水与风雪的间隙。

2012年8月29日，牦牛巡逻队就曾试图走进吾甫浪沟，但出发不久便赶上风雪，只好原路返回。直到8月31日，这支由10个人、14头牦牛组成的队伍才再次出发。

这一次，他们赶上了好天气。牦牛队的塔吉克族向导拉齐尼说：“往年，这里有厚厚的一层雪了，但今年夏季气温偏高，所以达坂（山岭）上没有积雪。”

作为年轻的一代，张国亮们其实幸运得多，如今的吾甫浪沟巡逻路线往返不到100公里，只要4天就可以返回。同样在红其拉甫当过指导员的丁心同，如今已是塔什库尔干县武装部部长，十多年里曾4次深入吾甫浪沟。那时候连队防区还未调整，红其拉甫牦牛队负责的巡逻线往返全长392公里。从红其拉甫一直走到乔戈里峰，牦牛巡逻队一走就是半个月。

丁心同说，即便是那个时候，“每次巡逻大家还是都想去。从干部到战士都要写申请，有的战士写完了把手指头咬破按手印。”

如今，危险依然存在。张国亮拿出一个红色的本子，那是两年前，他第一次骑着牦牛巡逻时记下的感受：“人生中第一次走这么险的路”、“人生中第一次感到了有生命危险”……

“中国，巴亚克”

在如今的行程里，第二天是最为危险的一天。

此时，队伍已经行进了20公里，剩下的路都是连牦牛都没有的无人区。由于三分之一的线路队伍都需要行进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对于巡逻队的官兵们来说，这更像是一次生死的考验。

这天的路，让张国亮觉得“仿佛走了几年时间”，他觉得自己“胆子不小，却还是会害怕”。第一次参加巡逻的藏族战士普合毛边说：“我们青海也是高原，可走的路哪有这么陡啊！”

“头顶上就是厚厚的冰层。”如今已是武装部长的丁心同回忆，他在红其拉甫连的那些年，有5位牧民进沟里寻找自家的牦牛，结果遇到塌方全部死在了里面，“所以我们走的地方，下面可能就埋着遇难的牧民。”

在令人绝望的吾甫浪沟，丁心同曾听到上百只的狼群，在不远处的黑暗里它们的眼睛闪着点点绿光嗥叫。他还曾看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那样的大雕，张着巨大的翅膀，从山上滑翔下来。

丁心同曾亲眼看到驮物资的牦牛掉下了悬崖。在巡逻的路上，先后有几十位官兵落入过冰河、山谷和雪坑。如今那些前辈的故事，仍然在连队里流传。1997年，当时连队的军医杨海波随牦牛队进吾甫浪沟巡逻。队伍途经克勒青河时，他和他的牦牛被湍急的河水冲到下游300米以外。被救上岸时，他已经被石头划得遍体鳞伤，肚子里灌满了冰水。后来，这位军医在界碑旁的一块石头上，用十字镐刻下了4个字“生还留存”。

最危险的地方是战士们口中的“乱石滩”。牦牛脚下的石头，“哗……哗……哗”滚落，摔下三四百米深的悬崖，“往上爬的速度，要超过石头往下滑的速度。”已是第二次走进吾甫浪沟的教导员王烈，也觉得自己浑身冒了虚汗。

巡逻分队牵着牦牛在坡度七八十度的半山腰上小心翼翼地行进。可是班长姬文志的牦牛却突然受惊。他的身子便顺着山坡向山底滚去，幸好被约五米开外的一块大石头挡住，才没有坠入深渊，但左腿却被撞得青紫一块。此后，另一位战士的牦牛也突然受惊，到处乱窜起来，其它牦牛也纷纷效仿，有的直向悬崖冲去。

好在向导拉齐尼让大家赶紧下牦牛原地不动，牦牛队这才稳住了步脚。

同样作为牦牛巡逻队的向导，拉齐尼的父亲巴亚克在红其拉甫甚至整个塔什库尔干尽人皆知。在2008年之前的36年里，他一直为解放军的这支牦牛巡逻队担任义务向导。

拉齐尼的爷爷也是这支牦牛巡逻队的向导，1964年正是他跟解放军一起，拉着一支300头牦牛的队伍，抬着水泥，在中巴边境立下的界碑——如今，那块界碑已经成为巴亚克家三代人旅程的终点。

1972年，24岁的塔吉克人巴亚克第一次跟着父亲给巡逻队带路。他记得那时候的战士们只有十七八岁，却都叫他“巴亚克大叔”。战士们一个个退伍，巴亚克却像个不会退伍的战士，被新兵们叫着“巴亚克大叔”叫了三十多年。

9月中旬，我们见到巴亚克时，他正和儿子在山下的家里收割麦子。几年前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已不能再为解放军带路。很多跟着巡逻队去过吾甫浪沟的老乡都不愿意再去第二次，于是巴亚克只好把向导的任务交到了儿子拉齐尼手里。

“现在已经容易得很。”巴亚克回忆，1978年，一位战士在路上被山上滚下的山石砸断了腿。那一次，他家的两头牦牛在路上累死，父亲只是说：“牦牛死了没关系，人不死就行。”——再后来的几十年里，巴亚克家的牦牛在巡逻的路上摔死、饿死了12头，而每当牦牛死掉，巴亚克也把这句话讲给儿子拉齐尼。2007年，一头老乡的牦牛在巡逻的路上死了，巴亚克把自己的两头牦牛赔给了对方。

巴亚克自己的肩膀和头部也被落石砸伤。多年以后，每当干活的时候，那只受伤肩膀还会隐隐作痛。

另一次，巴亚克差点死在吾甫浪沟。那是巡逻的第三天，他急性肠胃炎发作，不停腹泻、呕吐。战士们只好把他绑在牦牛背上拖回营地。

在最开始的那些年，没有方便面也没有熟食，战士们巡逻时只能带上咸菜和巴亚克提前为他们打好的馕饼。为减轻负担，每走一段战士们都要把食物埋在雪里，以便回程的时候食用。曾经有一年，战士们从界碑回来，却发现埋在雪里的食物被狼叼走，最终8个人的队员仅剩下12个馕饼。在此后的几天里，战士们只好把馕饼掰成碎块，熬成面汤充饥。战士们饿得浑身发虚，好几个人从牛背上摔下来——当年的战士回忆，“此时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饥寒交迫。”

最开始的时候，巴亚克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一定要他走这条与死神擦肩的路。1985年，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巡逻的路上。5年后，他又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母亲患了高原性肺水肿，在他巡逻回来的的第三天去世。

多年后，巴亚克用生硬的汉语说：“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就说，你不走就不行；到了我妈妈生病的时候还说，你不走就不行。”

于是这条路，巴亚克就走了三十多年。“我走过的路都可以从北京走回来了。”2005年，他真到了北京，作为双拥模范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再后来，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歌曲，在部队的晚会上表演。

尽管见过了许多大场面，如今的巴亚克也还说不出漂亮话，他只是不断地说“中国是最好的国家”，然后为我们翻出一张一张他巡逻时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他正在界碑旁的一块石头上刻着字，他说那是“中国，巴亚克”。

“一个标志，一个象征”

9月1日下午接近7点，战士们终于到达了海拔4710米的界碑。

多少年来，巡逻队一直保持着一个传统：带上一罐油漆将界碑上“中国”二字重新描上一遍。第二次看到这块界碑的王烈，仍然高兴得不行，他把脸贴在界碑上，让战友帮他拍下了一张照片。几十年来，红其拉甫连一直有一种说法，“界碑是不动的战友”，所以巡逻队的队员们总会带上一瓶酒，洒在界碑上。从不喝酒的拉齐尼一高兴也给自己灌了一口，“醉得稀里糊涂”。

巡逻队另一个保持了几十年的传统是，每一个队员都会将自己的名字写在界碑四周的石头上。连长张国亮用红油漆将去年写下的字又重新描了一遍——“祖国万岁”；向导拉齐尼则跟父亲当年一样将名字刻在了一块大石头上。

巡逻归来，王烈在日记里写道：“在悬崖峭壁上，巡逻队经历了4次险情，1头牦牛的脚被石头划伤，两人险些滑入悬崖。为了完成这次巡逻任务，3名官兵裆部磨破出血，4名官兵嘴唇干裂，1人得了轻度雪盲。”

他觉得，比起上一次，这一次巡逻队已经足够幸运。2008年那次，4天的巡逻让10名官兵嘴唇干裂鲜血外渗，6名战友被强烈的紫外线烧伤，5名战士因骑牦牛巡逻裆部磨破出血，连裤子都脱不下。因为当时的条件不好，睡的是单薄的帐篷，冻得一夜没有睡着。那次回来，巡逻队还遇到了风雪，王烈拿起相机，拍下了当时的场景。

回到连队，王烈累得病倒了7天，但照片最终在军报上发表，还获了全军摄影比赛的金奖。一个看过王烈照片的部队记者写道：“红其拉甫，始终是一个标志，一个象征，标志着高原苦寒艰苦卓绝，更象征着稳固边塞钢铁屏藩，象征着守候在祖国西陲的遥远的忠诚。”

如果抛开那些家国情怀的大话，张国亮觉得这是“既来之则安之”。但红其拉甫已经成为这支部队的一个典范，他曾给山下的新兵上课，问新兵：“想去红其拉甫的举手。”结果举手的人超过了一半。“在红其拉甫需要一种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作支撑，在这个地方呆不下去。”

离开帕米尔前一天的上午，我们在拉齐尼的家里喝着奶茶，他3岁的儿子拉蒂尔跑了来。拉齐尼一把抱起孩子：“以后他带路。”如今，巴亚克觉得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塔吉克牧民开始愿意为巡逻队带路：“以前有一个巴亚克，现在有100个巴亚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