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大学洗牌60年 ——回眸1952年院系大调整

60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已经严重不适。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已整整60年了。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60年前的“格式化”确定的，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60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和转型已经严重不适。因此，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批评、指责，甚至愤怒越来越严重、强烈。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大洗牌为什么会发生

1952年的院系调整看似突然，其实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

与目前的中小学、职业学校等“现代教育制度”一样，中国的高等院校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的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不仅如此，大学有国立、私立还有外国教会办的大学。

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育等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的大学体制当属“资产阶级性质”。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以苏联为楷模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他更明确说道：“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

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一种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简单的政权更迭。它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的统治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管理、掌控一切，“社会”不复存在。社会职业被简化为工人、农民、干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只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中一部分，教师、医生、工程师等等都属“干部”。因此，将被视为旧文化、受“帝国主义”影响最重的大学(教会大学更是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统统改造成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学教师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党的“干部”就是必然的了。

教师要人人“过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过的建国大法《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专门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国家大法”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法理依据，也表明了这种调整要偏重工科、农科。

实际上，新中国刚刚建立，就开始了院系调整。

就在1949年底，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南部，尤其是大西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就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开院系调整的先声。由此可以看出，执政者对院系调整之重视、之急切。

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在统一的方针下，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统盘规划，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

具体的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其精神实质是将旧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改造成“具体”、“专业”模式，将“通才教育”改造成“专才教育”。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规，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并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令、政策基础。

院系调整不仅是教育直接为经济服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专政、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人人“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通过“组织清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大洗牌造成什么？

几乎与“思想改造”、“组织清理”同时，1951 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了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

1952年5月， 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 7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 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到1952 年底， 全国3/4 的院校完成了调整。调整前占全国高校总数近30% 的六十余所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震旦等全被撤消、解散，并入其他学校)。综合性院校大幅度减少，由调整前的近五十所减为14 所。从学科上看，工科大大加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大大受损。从地域上看，东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改善，但原本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等也进一步加强。

院系调整结束后， 1953 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 国家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到1955 年4 月止，全国性的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基本照搬苏联，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这次以高度行政化为手段的调整，使原来的多元办学主体改变为一元办学，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模式。大学丧失了办学、教学和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严重束缚了学者的创造性。

这次调整使大学由“通才教育”变为“专才教育”，文、理、工分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幅度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工具化”。

这次调整最终使大学成了整体性全能社会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

这次调整是“专政、斗争工具论”的实践，反过来又强化了大学的“工具论”。大学已不是自由探求真理的精神学园。因此，历次政治运动，大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阵地。

那些消失了的好大学

燕京大学：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创办于1916年，司徒雷登任校长，曾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在国内外名声大噪。其校园为今天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1952年在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被撤销。

辅仁大学：1925年由罗马教廷创办，20世纪初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北平四大名校，当代亦驰名于海内外华人社会。1952年在全国高校调整过程中被撤销，其校舍划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北校区。人员与系所编制则分别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

齐鲁大学：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教会大学，由美、英、加3国的14个基督教会在山东联合创办，鼎盛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与燕京大学齐名，有“南齐北燕”之称。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老舍先生、历史学家顾颉刚、墨学大师栾调甫、戏剧学家马彦祥等纷纷到此执教。1952年高校调整中，该校并入山东大学，部分专业并入山东师范大学，其校址为今山大西校区。

东吴大学：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1900年创建于苏州，其法学教育在当时饮誉海内外。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东吴大学被撤销，另于原址成立江苏师范学院，1986年改名为苏州大学。

圣约翰大学：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以“光与真理”为校训。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雅称，创下了民国教育的多项第一，尤其是在体育教育上遥遥领先。该校培育了林语堂、张爱玲、邹韬奋、顾维钧、宋子文、荣毅仁、刘鸿生、贝聿铭、施肇基等一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杰出人物。

震旦大学：由法国天主教会于1903年创办，中国神父马相伯任校长，所设学科有语文、象数、格物、致知四门。震旦是印度对中国旧称。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归并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上海各有关高等学校。

之江大学：1845年由美籍教员创办于杭州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有一定历史地位，林汉达、金仲华、朱生豪（翻译家）等知名人士都是之大校友。1951年该校被浙江省文教厅接管，美籍教员离校回国。1952年，全部并入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宣告结束。

金陵大学：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教育家陶行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哲学家方东美、文学史家程千帆等著名校友均出自于此。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农业界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大部分骨干都是金大毕业生。胡适声言，民国时期的农业研究中心在南京，南京农业研究中心在金大。

岭南大学：开创了我国华侨教育的先河，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1888年在广州创办，后收归为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方著名的大学。1925-1927年广州处于大革命高潮，该校工人、学生连续罢工、罢课。1953年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该校有关科系分别被并入中山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

（实习记者 刘苗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