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 用生命书写历史

在女儿张纯如自杀后，张盈盈用了7年时间，为那个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儿写了一本传记

张纯如

生于1968年，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曾在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工作，代表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被称为“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2004年11月9日，于加州盖洛斯自己的车内用手枪自杀身亡。

每个人都会死两次——一次是肉身的死去，一次是在记忆中的消亡。

2004年11月9日，张盈盈的记忆永远“定格”了这一天——她心爱的女儿、36岁的美籍华裔作家、《南京大屠杀》作者张纯如（Iris Chang）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美丽的头颅。

得知消息后，张盈盈和丈夫瘫倒在客厅的地毯上。

“我想忘了那一天，但是，我永远不会。”从那天起，这位在生物实验室里度过了大半生的女科学家开始在电脑前敲击着自己对女儿的回忆。她本能地用撰写学术论文的方式，收集资料、整理，按时间顺序把材料串联起来，在4年时间里一点点地拼凑对女儿的印象。

“我不懂技巧，也不懂手法。”惟一的，还记得女儿生前给她讲过的一点写作秘诀——“开头很重要，要抓住人，要吸引人。”

2012年5月，《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张纯如》在国内出版。“我就是想告诉这个世界：纯如究竟是怎样一个孩子，她人生中百分之九十的部分是很快乐的。还有，我也想告诉她的孩子：他有一个怎样的母亲。”

家族记忆

1994年，26岁的张纯如刚刚完成第一本书的写作。她得知一则消息：一部描述中日战争和日本军队在1930年代所犯战争罪行的纪录片遇到了资金问题。她和项目的相关人取得联系后，被邀请参加了加州湾区的一个会议。

在那里，她目睹了改变她人生轨迹的照片。在展出的1930年代日本侵华时拍下的许多照片上，有被砍掉头颅的、被割开肚腹的，赤裸的女人被强暴者威胁摆出各种色情姿态，人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令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屈辱的表情。

那些童年时代饭桌上谈论的家族往事汹涌而来。作为第二代美国华人，张纯如一度怀疑那些听上去残酷到不真实的故事。

1937年，在芜湖码头，一个中年男子发疯似地跑上跑下。每一艘难民船驶进港口时，他都呼唤着“以白以白”的名字。

他是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军。南京沦陷前一个月，作为国民政府工作人员，他奉命撤退到芜湖，于是捎信给之前回老家奔丧的妻子，让她和孩子回来后直接从水路前往芜湖相聚。

4天后，当最后一艘逃难的船即将开走，几近绝望的张铁军喊出最后一声，一位女子从其中一艘小船中探头出来：“是我，我在这里。”

自幼年起，张盈盈的父亲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个故事，以及日军飞机轰炸陪都的恐怖、防空洞中的窒息，还有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在中国的半个世纪里，这个家庭在战乱和冷战中颠沛流离。离开中国后，故事延续到了下一代家庭聚餐的饭桌上。

“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些在晚餐随口说来的故事，后来让纯如投身到南京大屠杀题材写作。”张盈盈叹息道。在她眼中，女儿“隔代遗传”了外祖父的文字禀赋与强烈的社会正义感。

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军是一名职业报人，曾任台湾《中央日报》主笔。他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从事过劳工部的工作，对社会底层有着深刻的同情和关切。他领导过码头工人运动，留学归国后在山东任教时，又带领学生反对当地的军阀统治；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入狱后，眼见犯人们凄苦的境遇，又领导监狱内部发起抗议……

如同外祖父一样，张纯如也是个全面的人权斗士。在写作之外，她演讲、辩论，为二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和死难者讨回公道，争取经济赔偿，并对那些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悲剧心怀警惕。

一个人的力量

很多时候，母亲张盈盈都在拉住女儿奔跑过快的脚步。“让她歇一歇，不要这么心急，慢慢来。”可是，大多时间，有强烈企图心的女儿都听不进去。

她很早就显露出想成为一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的野心，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想在短时间里完成更多的事。她喜欢的电影，主人公们无一例外都是“目标明确，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克服种种障碍，与命运做斗争，最终取得胜利。”

“为什么她有如此异于常人的紧迫感？我不理解。”令她悲伤和遗憾的是——女儿奔跑得太快，快得来不及调整，也来不及回头。“有些东西，要到一定的年纪，她才能明白，才能放得下来。”

母亲回忆中的张纯如，敏感、脆弱、雄心勃勃，一意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追随内在的激情。在实现个人价值的道路上，任何延迟和阻碍都会令她烦躁不安。

她曾告诉母亲：一次，她和丈夫各自写下未来20年的目标，当她看到自己无论是职业上还是生理上只剩下寥寥几年的“高产”日子，就十分难过。

一度，她甚至想写一本关于女性“生育钟”的书。她觉得“生育钟”迫使许多最优秀、最聪明、最有事业心的女性做出不情愿的抉择，而现有技术已经可以帮助女性延缓或推迟她们的生育钟，譬如把卵子放在液氮中保存。她由此兴奋地声称，这有可能将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

耐人寻味地，上帝给这位一意掌控自我的女子出了道难题。2001年，当得知自己和丈夫无法怀孕时，她开始为自己的生育所苦恼，不得不借助代孕的现代技术。

1991年，在一次会议上，张纯如偶遇“史努比之父”查尔斯·舒尔茨。她吃惊于对方的“尖酸刻薄、消沉沮丧”，和他笔下的小男孩查理·布朗一样，那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坚信自己一无是处的人。

张盈盈觉得，女儿能感受到舒尔茨在生命最后那段日子的心境。“不管你多么成功，所有人都会在生命中某个时刻觉得自己是失败者，觉得自己不讨人喜欢，被人嫌弃，孤孤单单。”

外界不断猜测张纯如之死的真正原因——是长期接触到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而导致的绝望，还是来自日本极端右翼群体的暗杀阴谋？

作为一名严谨的生物学家，张盈盈也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女儿的自杀可能是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

在美国，还有一个解释：可能是张纯如没有宗教信仰。“这很难，像我们这样走上科学这条理性的道路后，很难单凭信而去信仰一种宗教。”张盈盈说。

在张纯如眼中，信念或许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几乎每一次家里谈话涉及宗教，她都必然会谈到宗教的腐败，还有美国媒体频频曝光的神父性侵儿童事件。这一切都令她义愤填膺。

“我想，假如她真的要去选择一种信仰，那会是她完全个人的行为，不属于哪一个团体，或者按照一定的仪式，去什么地方做礼拜，听哪个人讲道。”

历史，在这里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上个世纪初，那位和她在精神和气质上酷似的外祖父、一名竭力想为近代中国找到“救国药方”的热血知识青年，也曾是一名宗教的激烈反对者。不同的是，与人辩论许久后，他意外地皈依基督教，成为一名路德派信徒。

那个战火纷飞的码头上，这一家人奇迹般地团聚。他为之感谢上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