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雷灿南：爱中国而死难

雷灿南

　　“反战，救救孩子”是蓝博洲发起的抗议活动主题词。
　　“７月２４日，一起到教育部讦谯杜正胜。”这是蓝博洲担任副会长的台湾“夏潮”社秘书处贴出来的“活动通知”主题。
　　２００７年，蓝博洲以《寻找三千里的祖国》为题，用口述史记录了日据时代台湾青年的困苦曲折命运。
　　雷灿南是蓝博洲写过的一个青年学生。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日，日军侵占台湾的总督府规定：一切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章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
　　“皇民化”教育也是通过教科书推行的。１９３７年７月，“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８月１５日，台湾军司令部宣布：台湾全岛进入“战时体制”。相应于“汉文撤废”，日本殖民当局开始推行“国语普及运动”：台湾民众——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
　　“改名运动”也是“皇民化”教育的一个步骤。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１日，也就是日本“皇纪纪元２６００年”纪念日，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户口规则的修订，制定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的规则。为鼓励更多的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台湾精神动员本部公布了《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纲要》。此外，日本当局又制定一种奖励方法，规定说日语的家庭为“国语家庭”，在物资配给等实际生活上，给予和日本人同等的待遇。
　　雷灿南，生于沪尾，１９３７年与日新公学校同组同学李苍降，一同考上台北二中。在二中时期，因为受到同校学长林水旺等人抗日事件的影响，对异族的统治、迫害感到愤慨不已。中学五年级（当时学制为５年）时，在题为《我的抱负》的日记中便立誓：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陆。
　　雷灿南的父亲早年从大陆来台经商，是台湾光复前极少数保留中国籍的人；母亲雷氏玉叶， 第三高女毕业，当时在沪尾山顶小基隆的公学教书。雷氏生有二男四女，其中两个女儿自幼就给人当童养媳，长男１９岁时不幸病死；雷氏因而非常疼爱雷灿南。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雷灿南矢志渡海回祖国抗战之后，在日记中的一页写道：我的爸爸是中国人，妈妈是台湾人。所以，将来我要带爸爸回大陆；妈妈则留在台湾，让两个妹妹奉祀百年。
　　１９４２年春天，雷灿南于台北二中毕业，如愿考上台北高等商业学校。
　　台北高等商业学校设有本科修业３年及贸易专修科修业１年。两科招生的对象均为中学校毕业生。
　　这所学校的师生，以日本人为主。台湾学生多半只能进入专修科，进入本科的寥如晨星。雷灿南即为其中的一颗星。因为雷灿南是本科第一部的学生，无法在课堂上学到中国话和中国文化，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向大陆来的中国语老师徐征学习中文与普通话。在这个以学习中文为主的读书会上，他结织了帝大医学院的学生蔡忠恕与郭王秀琮等人。
　　雷灿南计划高商毕业后，到大陆参加抗战。为此，他每隔一天就与王氏兄弟，从淡水对岸的八里，沿着海边小路，跑到桃园海滨，再跑回来。作为孙中山信徒的他，敢于冒犯禁忌，公然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幅孙中山的画像，还在抽屉里摆了一本《三民主义》，随时翻阅。
　　１９４４年春天，李熏山在帝大图书馆偷了两本重庆版的白话本抗日禁书，其中一本《清算日本》，看完后，就拿给雷灿南看。雷灿南看完后，又再拿给李苍降看。然而，李苍降却不小心让担任日本人密探的同事发觉，跑去密告。４月１５日，在蔡忠恕与郭王秀琮被检举之后，刚刚取得许可，准备以“通译”的身份，渡海到祖国大陆，实践抗日夙愿的雷灿南和李苍降，先后被捕。他们两人咬牙忍受日本宪兵惨无人道的拷打，始终没有把李熏山和王氏兄弟供出来。在狱中，一向崇拜文天祥气节的雷灿南，只把监狱生活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历史舞台而已。
　　为了表示不屈从于北人（日本在台湾之北）之淫威，在押房里，他总是南冠而坐，从不面北；同时不断吟诵《正气歌》，激励自己。每日都在暗无天日的押房承受种种酷刑的压迫，雷灿南的精神终因过度紧张而逐渐迟钝，乃至丧失正常的意识；最后陷入“精神错乱”的状况。
　　６月９日，雷灿南终因“精神错乱”被释放回家。
　　回到淡水米市街的家，雷灿南光着上身在市场里头妈祖庙前的广场，面对民众演说，意识清楚地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他那演说的架式一点也不像是个“精神错乱”的人。淡水街的日本宪兵都被他那专注的反日演说吓坏了，不到三天，就把他拉回监狱。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５日，雷灿南刑死于狱中。雷灿南是日据末期最后一波学生抗日运动中最早牺牲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