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仅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追问，《投名状》中所揭示的兄弟之义的沦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种当下的现实
中国电影曾有过豪迈的血性，《黄土地》、《红高粱》和《一个和八个》，充溢着男人的热情和壮怀激烈，它像消失的地平线一样，久违了。于今我们在银幕看到太多的杂耍、庸俗和无病呻吟，我们文化血脉中的情怀和风骨已难得一见。《投名状》重述了我们文化中古老的精神气质（影像风格），为此，我有感慨。
难得的是惨烈的战争场面，镜头中游荡着富有质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摄的艰难，创作者如果没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这样的电影是难以想象的，可它毕竟隆重登场了，一扫影坛的萎靡不振，这是一个启示，中国电影将再造雄风。
陈可辛此番携《投名状》而来，其壮志不已的雄心通过他的影像风格得以高扬，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缠绵低廻的陈可辛了，他更是一个怒发冲冠的大汉，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血脉贲张地要鞭挞我们文化肌体中被神话的兄弟之“义”，他是一位批判者，因为他在现实的困境中发现了那个神话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状》的名义，掷地有声地发出警示之言。
但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这种反向的警示，恐与艺术的理想相悖。
艺术的理想的确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上，一个伟大的艺术精神永远是观照着在俗世中浮沉的人类和挣扎的人性。艺术家当然有责任透过世事表面的肌理，去发掘其中的内蕴。我们必须追问，《投名状》中所揭示的兄弟之义的沦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作品，不管它的题材源于何处，它所真正要揭示的是看不见的巨变，与此同时，我们源自传统的人伦关系也在重组与裂变之中。
中国文化中“五伦”之一的“兄弟有义”，在这里被质疑，并以惨烈的剧情予以抨击，这种表象的警示或许能满足创作者一时的激愤和哀恸，但它传达出的当头棒喝，却恐怕会功亏一篑。原因很简单，当背信弃义成为一种潜在的成功者的“规则”，并流行于世，成为常识，这种动用惨烈的影像所警示的，仅只是一个提醒而已，并非批判。
批判必定来自于现实的缺失，当“道义”——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传统，在今天被国人遗弃乃至践踏之时，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扬，或许才是一种基于当下的批判。
艺术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传统，并重建理想，尽管现实中的我们可能仍然在身不由己的迷失乃至茫然无措之中，但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火炬，它引领着我们，在传统与现实纷扰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可能的途径。但在保持和发扬传统优质文化品性的同时，如何与当下的现实取得和谐，的确也是一种困扰，艺术家的责任就由此而出场，它需要在现实“道义”精神严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场——拒绝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通过艺术来接续历史的血脉，并重塑传统中的正义感。
因此，仅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够的，虽然《投名状》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无须承担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但隐埋在这部历史大片中的主题，却是整个剧情赖以维系的支撑点，甚至它悲剧性的结局亦要给人以警示，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精神的认知，必然涉及到在这种认知中创作者的价值指向——因为“刺马”这个来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扑朔迷离已为后继的创作者提供了无限虚构的可能，它可以经由兄弟之义，通达用鲜血凝结成的友情和友谊，义重如山，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个案中不乏这种义薄云天的故事，当然，也可以通过一如《投名状》这样的故事，兄弟反目为仇，兵刃相见，解构兄弟之义。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处在现实的困扰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艺术的圣殿中寄托我们的理想，再建理想与正义的王国，拒绝现实的沦落，拒绝对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的解构。
难得的是惨烈的战争场面，镜头中游荡着富有质感的硬朗和凝重，我深知其拍摄的艰难，创作者如果没有一如片中的激情和血性，拍下这样的电影是难以想象的，可它毕竟隆重登场了，一扫影坛的萎靡不振，这是一个启示，中国电影将再造雄风。
陈可辛此番携《投名状》而来，其壮志不已的雄心通过他的影像风格得以高扬，完全不再是《甜蜜蜜》中那位在情感的高地中缠绵低廻的陈可辛了，他更是一个怒发冲冠的大汉，瞪着一双充血的眼睛，血脉贲张地要鞭挞我们文化肌体中被神话的兄弟之“义”，他是一位批判者，因为他在现实的困境中发现了那个神话的衰落，于是他以《投名状》的名义，掷地有声地发出警示之言。
但是，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这种反向的警示，恐与艺术的理想相悖。
艺术的理想的确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上，一个伟大的艺术精神永远是观照着在俗世中浮沉的人类和挣扎的人性。艺术家当然有责任透过世事表面的肌理，去发掘其中的内蕴。我们必须追问，《投名状》中所揭示的兄弟之义的沦落和衰亡，是不是一种当下的现实——任何一个值得称道的艺术作品，不管它的题材源于何处，它所真正要揭示的是看不见的巨变，与此同时，我们源自传统的人伦关系也在重组与裂变之中。
中国文化中“五伦”之一的“兄弟有义”，在这里被质疑，并以惨烈的剧情予以抨击，这种表象的警示或许能满足创作者一时的激愤和哀恸，但它传达出的当头棒喝，却恐怕会功亏一篑。原因很简单，当背信弃义成为一种潜在的成功者的“规则”，并流行于世，成为常识，这种动用惨烈的影像所警示的，仅只是一个提醒而已，并非批判。
批判必定来自于现实的缺失，当“道义”——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古老的传统，在今天被国人遗弃乃至践踏之时，在影像中予以痛心疾首的高扬，或许才是一种基于当下的批判。
艺术的品格及精神需要重塑失落的传统，并重建理想，尽管现实中的我们可能仍然在身不由己的迷失乃至茫然无措之中，但理想，依然是我们心中燃烧的永不熄灭的火炬，它引领着我们，在传统与现实纷扰的夹缝中，寻找一条可能的途径。但在保持和发扬传统优质文化品性的同时，如何与当下的现实取得和谐，的确也是一种困扰，艺术家的责任就由此而出场，它需要在现实“道义”精神严重缺席的前提下，再次重申它的立场——拒绝传统价值的分崩离析，通过艺术来接续历史的血脉，并重塑传统中的正义感。
因此，仅仅具有血性的警示是不够的，虽然《投名状》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无须承担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但隐埋在这部历史大片中的主题，却是整个剧情赖以维系的支撑点，甚至它悲剧性的结局亦要给人以警示，这就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精神的认知，必然涉及到在这种认知中创作者的价值指向——因为“刺马”这个来自清末的故事，它的扑朔迷离已为后继的创作者提供了无限虚构的可能，它可以经由兄弟之义，通达用鲜血凝结成的友情和友谊，义重如山，在中国传统的历史个案中不乏这种义薄云天的故事，当然，也可以通过一如《投名状》这样的故事，兄弟反目为仇，兵刃相见，解构兄弟之义。
但我仍然希望，即便处在现实的困扰中，我们仍然可以在艺术的圣殿中寄托我们的理想，再建理想与正义的王国，拒绝现实的沦落，拒绝对弥足珍贵的传统价值的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