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景明：童年故事

傻丫头

    五岁时，母亲将我送进双塔小学。那年，对面六姑奶奶家的倩倩和巷里一窝小孩都到上学的年龄。父母担心大孩子们走了，留下我闯祸，提前把我送进学校。我从懂事起，就听惯了所有的姨妈（七位之多）、姑姑婆婆、爷爷叔叔叫我傻丫头，洋溢着爱意的诙谐，并未伤到我的自尊。我很爱听妈妈讲我“小时候”的憨故事。她说我一岁时，爬到父亲的书桌上，学他办公，拿图章乱盖一通，弄污了他的工程图，又把香烟塞进嘴里，辣得大哭。
    让我提前上学的决定，也和一个憨故事有关。那年春天，院子里闹贼，东西丢了一件又一件。贼从哪里来？大人们边吃饭边作各种揣测，好像一个个侦探故事。父亲的版本是贼从后屋外的树上爬进来，为了证实，他爬上房顶去看个究竟，踩得瓦片喳喳响。我站在院子，垫起脚尖，看见那棵树的树梢。贼是如何爬上来的？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终于在母亲睡午觉的空档，叫三岁的弟弟拿着一块抹布跟我上楼去，抹干净布满灰尘的游春围栏，奋力爬上屋顶。之后记得大情节是母亲穿着蓝旗袍，站在院子当中，仰头看我，惊恐万状。事件的结果是“非得把这丫头送去上学”。
    上学早、迟一两年，对命运的作用其实不小。除了在尚可塑的年龄遇不同的同学和老师，影响巨大。在上世纪５０至７０年代的中国大陆，能否进中学、上大学，碰到什么样的政治运动，往往取于不同的年份。一个小女孩饭桌上竖起耳朵听来的故事，可以影响她的一生。为了准备入学考试，母亲先教我写名字，我操练到左右手握住粉笔都能写，外婆家天井里石板上，涂满了我的名字。
    考试的大日子到来，母亲陪着来到学校，果然第一关就是写名字，我顺手拿起笔来，轻易画完那许许多多笔划。之后老师拿一块积木问道“什么颜色？”“黄色。”“几角形？”当然是三角形……走出考场，母亲很心焦的样子，“我写名字的时候老师为什么笑？”“你用右手拿起笔来，交给左手写。”母亲也忍不住笑了。母亲知道一定不会录取，便去找校长说情，榜已制好，在校长鲁兰芝的签名之前，临时加上我的名字。“哟，妹妹的名字排在校长前面呢?选”哥哥因此嘲笑了我好几年。
    每看到电影中一排人顺墙脚站着，面对行刑的枪队，我便会想起双塔小学高高的庙墙下，一排因迟到受罚的学生。全校学生列队站在操场上，这批“受刑”者要等升旗仪式后早操完毕才被释放。为了避免迟到，我天不亮挣扎着起床，经常到校时大门还未开，碰到的是几个和我一样心情的学生，好像都比我高班。有一天起晚了，一边哭一边怪妈妈不叫醒我，最后干脆不去上学，宁可逃学也不能忍受站跟脚的奇耻大辱。

音乐老师是“蒋统特务”
    一年级的教室在大殿内，红色圆柱在我们眼中无比巨大。小学一年级记得最清楚的事只有一桩。音乐老师把“狼来了”改编成小歌剧，准备在家长会上表演． 老师挑牧童扮演者，几乎全班都举起手来大叫“我！我！我！”我看到坐在前面的赵仪娥不作声。“赵仪娥！”老师宣布道。赵仪娥病了，第二次机会又来了，当全班又举手大叫时，我静静地坐着，眼巴巴地看着老师，果然听到我的名字！很久以来，我都坚信这是战术成功之故。
    演出的那天，妈妈替我穿上工裤，和牧童身份接近一点，老师看见却说，快回去，换上最漂亮的裙子。那是一件金黄色的绸裙，前面两排小三角列成装饰，是拜干爹的赠品，平时放在箱底。排练时两手空空比划，上台却手持牧羊鞭，歌唱时应把鞭子放下，还是拿着它动作？我决定拿着，这恐怕是此生第一次重大决定，所以现在还记得。
    音乐老师长得很好看，棕色的长发自然卷曲。我们都喜欢音乐课。每教会一首歌，她先让全班合唱，然后男生、女生分别唱，又再分小组唱，然后大家伏在桌上，头埋在双手中，老师静静地走到挑中的学生身边，用教鞭轻轻在你背一拍，你便站起来独唱，谁也看不见你。我总是盼望让她手中那小小的鞭子，轻轻地打在我的身上。
    音乐老师名“屏”，我忘了姓什么，三年级开学她不见了，几年后听说她是“蒋统特务”，被逮捕了。这么可爱，这么爱我们的老师，怎么会是坏人呢？

一堆假冒的作业

    和现在的学生比起来，我们上课轻松极了，校规则很严，例如一年级女生一律剪“童化头”，我觉得前额一齐排、脑后一排齐的发式丑死了，夜里梦见一条毛爬到额头上，吓得大哭着醒来，更加深我对“童化头”的怨恨。
    每晚的作业都是抄几行小楷，一页大楷，几道算术，不一会便做完，“今天功课今天做，明天还有新功课”。假期不一样，作业是一次布置的。我的规律年年不变，一放假就决心赶完所有的作业，每天抄写两三天的份额，很快就烦了，进入与写字看书完全无关的境界，大人称为“野掉了”。 待到临开学，悔不该当初不努力，而今徒伤悲。伤悲的眼泪换来母亲、外婆等人的同情，何况她们也不愿我因缺交假期作业而留级，只能无奈地握起毛笔代我去填充那些大小格子。到开学注册之日，将作业递到前面写着“二年级注册处”的窗口内，心卜卜跳，就像将被发现赃物的小偷。
    几十年后听一位好朋友说他上小学四年级去注册，假期作业没完成，注册的老师说，降一级，去隔壁窗口，据他说，这一降才让他迟一年进大学，没有碰上反右运动，避开大难。我问他上什么小学，“双塔小学。”“啊？！”

刘璧老师

    小学四年级时，我缝了个布娃娃，取名叫刘璧，是我们班主任的名字。她从小三接过这班学生，一直教到送我们出校门。昆明双塔小学是原来的女子师范小学，全校老师都是女师毕业的，刘璧老师从专县考到女师，１７岁起就在双塔教书，教到我们一级大概二十多岁，已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了。如果我能画画，定可把她样子准确画下来，而且很容易，因为她从头到脚每个线条都齐齐整整。齐肩的头发卷成平平滑滑、半圆型、内翻的发卷，开胸黑毛衣里翻出“苏联花布”的衬衣领，夏天脱去毛衣，穿着蓝底上白、红、灰三色碎花的衬衣，在教室课桌中三条过道上走来走去，手捧着书，脖子不动，眼睛却看得到教室每个角落。
    刘老师一跨进教室门，嚷闹立即停止。立起，敬礼后，她用眼睛在教室扫一遍，背过身在黑板上写上语文第几课，课文标题，字迹工整得像大楷字帖。上刘老师的课一点不闷，她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都想方设法接近老师，为能为她做点小事深感荣幸，如果上课粉笔用完了，要派学生走一趟，她总是把这份美差交给最不安分守己的男生。每学期的班委会都由全班选举产生，班长往往由高大、有“威信”的男生而非成绩好的乖学生担任。若干年后我做了中学老师，面前一帮顽劣的学生，束手无策，终不明白刘璧老师何以用眼神就把我们镇住。今天回想起来，才明白她真心爱每个学生，无论聪明愚钝，听话与否。
    夏天逢星期一第一堂语文课，刘老师要检查有没有人违规去城郊“八大河”游泳，大家把袖子挽起来，老师拿竹签在每人膊上划一道痕，便可鉴定是否在河水中泡过，我们都信以为真，不曾怀疑老师是看表情识破内情。上课时若有同学不舒服，老师便带到办公室去刮痧。我挨过一次，痛极，却不敢哼叫，这位“母亲”毕竟不是家里的那个妈妈。如果刮完痧脸色还转不过来，便去躺在刘老师宿舍的床上。老师房里一尘不染，床单边缘一条直线，是先折起，然后用书压在上面压出来的。

刘老师嫁给了新来的男老师

    周末老师轮流走访家长，学生大都住在附近，像我一般胆小如鼠的乖学生，极少得到老师的惠顾。但和母亲在街上有时会碰到老师，那是我最尴尬的时刻，妈妈总会找出点我的毛病来报告，比如不好好刷牙之类。五年级时，刘老师带班上四个学生去省歌舞团学跳舞，预备参加全市的校际舞蹈比赛，老师为此花了许许多多时间、心血。每天陪着我们练舞，我跳到做梦都在舞裙中旋转，那是朝鲜族舞《春之歌》，我们两个女生头顶花篮出场，两个男人是我们的追逐者，歌词唱道：“跑米温来跑米温，四朝两也卡斯买豆……”（几年前我唱给一个韩国学者听，他乐坏了，说唱得颇准）。
    刘老师教我们用纸做玫瑰、菊花，非常美丽。比赛在正规的剧院进行，我们跳得很好，却没有得奖，评判之一是老师在省歌舞团的朋友，她说：“这四个小鬼跳得完全像大人。”第二年参赛的是十多人跳的“集体农庄舞”，终于得了奖，老师带我们去相馆，摆着舞姿照了张相。老师仍然认为她编的《春之歌》才是最好的，又让我们在家长会上表演，不记得何人说朝鲜族的男装像男式的浴袍，问班上谁家有，我跑回家拿来父亲的一件，上台时，轮到男生出场，我的舞伴披着爸爸的浴袍，跌跌拌拌地舞过来，我笑得不支倒地，台下家长们笑作一团。事后我知闯下大祸，节目主持周老师把我们两个女生叫到办公室里训话，怎么骂都不解恨。此时刘老师走进来，放我们回去，办公室内传来她的笑声。
    同学并不依成绩排名次，而班与班，组与组，小队与小队竞争不断，篮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诗歌朗诵比赛……最重大的是一学期一度的班级歌咏比赛。只有参加过大合唱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人融入集体中情感的升华，当你的歌声汇入随指挥者手势起伏的音之流，可以娟妙如丝，又可威振四壁，你眼中涌出泪水，体验到近乎崇高、神圣的感情，“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五年级时，学校来了两位男老师，都是转业军人。不久，我们便看出其中一位对刘老师有所图，心照不宣的战争便在全班同学与这位老师之间开始了，他教自然和音乐，完全无法控制课堂，有一节音乐课，他预先把歌词抄在黑板上。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首蒙古民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歌唱……”我早从收音机里听会了，于是站上讲台教大家唱，到上课铃响时，全班都会唱了，齐声放歌，向可怜的彭老师示威，我们觉得他根本配不上刘璧老师。
    刘老师后来还是嫁给了他，生儿育女。有一年我回昆明，听说她在园通小学，我去找她。暑假里，校园空无一人。碰到个小男生，说刘老师已退休，住在附近，并热心地向我描述她住的地方。终于找到地方，人却搬走了。
    刘璧老师，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