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共享资源的功能主义初级共同体机制化解“钓鱼岛危机”新路线图（下）

东亚是走向和解、统合的“欧洲化”，还是堕落于仇恨与暴力循环的“中东化”，中日两国负有决定性的地区政治责任。

日本力图“实际占有”

《中日渔业协定》之被“遗忘”，不仅表现在外交缺位，更深重至于学术荒疏：直到日本完成“购岛手续”之后，中国还有权威机构媒体发表学者专论，提议“达成渔业协定”、建立不以国内法单方面处理纠纷的“共识”。“日台渔业协议”反映着日本边缘化大陆的政策。

被边缘化是“日台渔业协议”后中国面临的“钓鱼岛危机”新形势。2013年4月19日，日本政府官员到冲绳地方作“协议”说明，地方渔业协会除了要求缩小适用水域、对台湾渔船强化监视体制和适用日本渔业法令之外，还呼吁赶快重新评估《中日渔业协定》。

这是更加危险的信号：因为协定是反映中日“钓鱼岛共识”的唯一法律文件，如果日本要求修改或终止，中国将更加被动。如果日本得以对中国发动这种彻底的冷战政策，将来面对单独交涉的台湾，就可能敢于把“监视体制”和“日本渔业法令”真的强化起来，谋求“领海”的既成事实化。从“中日协定”的去功能化，到以“日台协议”取代“中日协定”，把大陆边缘化以后再把“日台协议”所规定的台湾渔业权利压缩于“领海”之外，如此取得钓鱼岛的“国际法游戏”并非不可想象。因此，避免危机深化需要外交行动，必须以学术研究、国际传播、谈判议程设置的主体性行动，迅速“激活”《中日渔业协定》的国际法功能。

2013年4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日台协议”问题时说：“关于中日之间的渔业问题，两国早在1997年就签署了渔业协定。中方反对日方在有关海域采取单方面行动。”终于提及“协定”，这是在“协议”刺激下“记忆”复苏的开始，但仍然没有说明：“协议”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协定”关于“北纬27度以南”信件的翻版。

而2013年4月26日中日举行防卫部门局长级会谈，讨论恢复预防军事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磋商，则意味着日本设置的“在无关主权领域重开对话”方针主导着中日关系走向。

很显然，中国对日外交的“国际法失忆”状态改善缓慢，日本干扰和阻止这种改善，“钓鱼岛问题”被限制在了日本具有日美同盟政治优势和已经形成“中国威胁论”话语优势的防卫领域。一旦“海上联络机制”形成，则可能导向事实上划定中日防卫线——正如日本把2008年“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原则共识”暗示为“中间线”一样。只要出现事实上的防卫线，钓鱼岛争议之外交问题就不可逆转地被转化的“国防问题”、“安全保障问题”，中国也就被拖入了与日美同盟对峙的劣势陷阱。

最近，中国媒体上间或有人宣称钓鱼岛海域已经形成中日“交叉共管态势”或“交叉控制局面”，似乎中国反乘日本发动“购岛事变”之机展开“维权巡航”，打破了日方的“实际控制”。这种沾沾自喜，是由于日本舆论诱导的歪曲和中国媒体误解。

必须确认，“钓鱼岛问题”不存在一般意义的“实际控制”状态。日本用汉字词汇“实效支配”来表述争议岛屿被某国比如俄罗斯、韩国作为领土统治的状况，中日“钓鱼岛问题”也被宣传为日本“实效支配”，这是歪曲的源头。“实效支配”可直译为“有效统治”，但钓鱼岛是无人岛，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