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是少数”“文革”忏悔者的努力与困顿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在王志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责任编辑:叶伟民 实习生 潘梦琪 苏桐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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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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