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客们

张春蔚

    做了10年记者，碰到过很多认真的“说客”。
    “说”应该念平声，因为他们并不具备春秋门客的逻辑力和价值感。
    更多的时候，说客本身更倾向于说，他只是希望我去听他的表述，站在他的立场与之同悲，并觊觎着我能写出更拔高些的文字。
    我倾听着那些急促的表达，不时点点头应和一声，悄悄擦去溅在手上的唾沫星子，站起来给他续杯水……很多时候他的表述会不断重复，在细节上等待着我重复的呼应，并顺口重复着我的呼应。
    这是个下午。他在我面前痛哭着，作为某外企的中国区代表他没有打领带，也没有递名片，甚至他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几天前，他刚刚在北大讲堂举着自由软件的海报抗议了比尔·盖茨。为了那一分钟抗议，他刚刚付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个代价他早做好了准备。
    他确实又没做好准备，在国外抗议微软的人实在太多了，可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他讲述着他的轨迹，他的是非观，他对事态的难以面对，和媒体采访对他的刺探和利用……我说：“回家吧，关掉手机，不要再接受采访，你的妻子女儿在等你。”
    这是个有些阳光的午后，他是一个托关系找来的报料人。
    这个中年男子狐疑地望着我，很尖锐地说：“涉及××，你们敢报么？”“你的证据够多么？”我反问道。
    和很多报料人一样，他为了强调所遭遇的不公，会把一些小事放大以证明事件的影响力。可这注定是个“搏傻”游戏——当地政府为什么在拍卖股权时要求必须是外地企业。作为第二大股东，在付出几千万后他们就是无法完成股权变更。
    在听明白前因后果后，我发现他在给我下“套”——这并不是全部的真实，只是对他而言更有利的真实。他所说的大机构不过给了他一次小恐吓，对方应该比他更害怕舆论监督。
    按照逻辑我开始切剥这个“洋葱”，一层又一层——他被迫还原着逻辑链条下的真实。他不再矜持，离他回程火车的时间越近，他越有悔意，甚至一度怀疑我的立场。
    我终于接近了真相，他孩子气地解释着说假话的原因。我理解他投诉无门后必要的放大，只帮他完成了心理释放和对人的信任。可这是次失败的交流，我没能给他以帮助，他必须立刻赶往火车站……
    一个冬日的早晨，年届七十的长者比我早到了约定地点。
    “20万啊，这是我全部的积蓄。”她的头发斑白，脸部曾经中风而嘴有些歪，唾液会不自觉地流下。
    因为一个房管所的工作人员介绍，她轻信了一个“房虫”并托他代买经济适用房。当然她是这个“房虫”诈骗案中金额最低的人，但是对她而言这是全部希望的破灭。
    直到此刻，她仍然在想如何能买到房或者追回款项和利息，可她甚至不能提供“房虫”收了20万元的证据……她试图说服我不要去找那些证据，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中学教师，她从来不说假话，她希望我能去采访可以给对方以恐慌……
    我很怕看着一些老者的挫败，这会颠覆他们多年的价值观与经验值——除了去听，我委实帮助不得。
    今年我做了次手术，六天之后才能坐着轮椅出去透气。病者的感受我是那刻才真实感受，我期待的不是鲜花和慰问，而是一个能推轮椅带我出去的人。
    当我的视线比往日降低了一半，平日那些矮小的小花园正好适合我，花香距离鼻翼的距离如此地近，那棵海棠树原来隐藏了那么多的果子，医院总有一条能让轮椅轻松上下的路径……
    坐过轮椅，我学会换个角度；曾经不方便，我会因人行道上盲道标识的突然消失一段而生气——当然自己也可能是别人某段消失“盲道”的一个结点。
    很多时候，我并没有真正低下身去倾听，我会权衡我的笔能否用上这次对话；有的时候我也会挑最尖锐的东西改变一些报道的“气场”；正如我可能只是礼貌地呼应着“说客”，虽然某一种意义上的我的笔也在做着“说客”们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