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信写完了之后

　　至今，能唤起人们对“李昌平”这个名字些许回忆的，仍然是他给朱镕基总理写的那封信，尽管今天很多人早已忘掉了那封信还有个名字，叫做《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提及5年前的事情，43岁的李昌平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淡然，甚至不知该从何说起，“给总理写信，就是一个不小心，一个性情中人做了件冲动之事。信写完后，个人使命也就结束了。现在拥有平淡的生活最好。”
　　然而，2000年2月的那一纸信却引起了举国上下对“三农”问题的聚焦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心里话”经中央领导批示后，湖北省随即要求李昌平在棋盘乡进行一场解决突出问题的改革试点。几个月后当地提出要将李昌平调到外市任副市长。
　　组织部门找李昌平谈话建议他顾全大局，服从安排。他最终的考虑结果是当年9月，递交辞呈，南下去了深圳蓝田公司做经理。
　　李昌平是村里考出去的第一名大学生，据他自己说，1983年大学毕业后，也受理想主义的指引，选择回到家乡。到再次离开家乡，他已在农村基层工作了17年。
　　随后的5年中，李昌平做了很多事情，表面上他的每份职业跨度很大，但实际上，他所有的工作都有一根底线维系———跟农村、农业、农民相关。李昌平始终没有离开这个轨道，他觉得这是他最擅长的。
　　得知自己当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的当月，李昌平再次选择了失业，他离开了蓝田公司。
　　此时，李昌平刚刚将之前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好运气”随即而来。他结识了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并得以进入《中国改革》杂志社工作。工作两年期间，他又写了一本《我向百姓说实话》。
　　“第一本书讲了一个故事，第二本书则是我的思考。”李昌平解释说，“我希望搞农村问题研究不是空对空，首先要对农村有一个了解，要把很多东西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政策拿出来。”
　　很快，杂志社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国改革》农村版，李昌平任副主编。除了进行一些日常编写工作外，他接触了很多农村问题研究的专家，也得以接触上访的农民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学生们。同时，他和一些学生农村社团也建立了广泛往来，组织过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全国大学生寒暑假农村调查的课题。
　　“他是一位领袖式的人物，煽动力和号召力都很强。”一位杂志社的同事评价道。在李昌平离开杂志社不久，《中国改革》农村版也停办了。为什么会离开，李昌平没有言及过多。“我对媒体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挺累的。”
　　2003年10月，李昌平进入香港乐施会工作。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西南、西北从事扶贫工作，每年在国内有几千万元扶贫资金的用度。他起初担任西南项目官员，从今年9月起，他成为中国团队顾问。
　　其实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有很多，包括政府部门、企业。“一些企业要我留下来，基本年薪20万元，做得好年底再给钱。”李昌平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但是，我的长项不在此。我有管理的天才，再不好的团队到了我这里两三个月，就能变得非常团结，有活力和朝气。”
　　同时，他认为和自己内心关注的那些人命运结合在一起才踏实。乐施会的工作恰好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村，为农民做一点实事；尽可能为农民发出一点声音；还能学习NGO的管理；学习公民社会的建设，迎接中国的进一步改革。”
　　在乐施会，李昌平参与了西南贫困地区社区综合发展工作、扶贫和支持一些学者以民间的视角从事“三农”问题的研究。
　　“我现在70％时间用于工作，剩下留给自己。乐施会在内地有北京、云南、贵阳、甘肃四个办事处，我就来回奔波于这几处。”李昌平说道，“项目点多数都设在偏远山区，经常是去一个地方要用半个月时间，所以1年也跑不了多少地方。”
　　但是这些年他还是去了很多地方，几乎全是农村。“其实我读书很少，因为读得慢，每年能读10本书就不错了，但走的地方很多，见识也就增多了。”
　　电话采访之后，李昌平专门发来邮件，叮嘱记者：“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是团队的一名普通员工。”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每天做点事情，尽可能做好眼前之事。”这句话在记者与李昌平的谈话中，反复多次出现。
　　“这些年来，我见到荣誉就躲，不参加任何的评选和评奖活动，没多大兴趣。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李昌平笑言不知是不是年龄作祟。那么什么是他感到有所谓的呢？“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些平常的事，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辛苦？”
　　提及过去的自己，他显得有些沧桑和无奈。“在八九十年代那会，每天都怀着一股遗憾的心情。20多岁到公社参加工作，整日都很焦虑，希望一下子能改革农村所有不合理之处。但是逐渐发现个人力量实在有限，有时候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什么救世主，历史使命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那样会把自己弄得很辛苦，老是背着大包袱做事情。”
　　李昌平在2000年后的想法就发生彻底改变。“十几年农村工作，目睹农村变化，老想凭借自身进行改革，最后告吹。有时候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像现在，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追求一种水到渠成的境界。”
　　他现在会认真做好每天安排的工作，随时记录下当天的感触。闲暇时间，就到香港中文大学搜集资料，看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资料。李昌平正在酝酿自己的第三本书———《乡村制度重建》（暂定名）。“过去的乡村制度是为服务国家工业化———‘以农补工’而建立，现在要‘以工补农’了，所以必须重建乡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