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者】任建诚 老灵魂的小礼物

“我们要对抗的共同敌人是电脑和迪士尼，和父母对名牌的态度。”

“我叫吴念真，就是老在电视里卖凉茶、马桶盖、牙刷的那个，我的真名叫吴文钦，小时候大家都叫我阿钦”吴念真八岁时，有一天，父亲问：“你今天有没有事，没事就坐火车去宜兰把我的伞拿回来。你这么小，不用带钱。”八岁小孩坐火车免票，父亲只给了吴念真一盒万金油，告诉他抹了不会睡着，不然会被带到太平洋那边去。从家到火车站走路半个小时，从基隆到宜兰坐火车一个半小时。家里人都说父亲疯了，孩子丢了怎么办？父亲说：”如果一个八岁的孩子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丢了就算了。”

吴念真坐在火车上，趴着车窗朝外看，山、海、平原在视线里平行掠过，第一次。到如今都在吴念真脑海里真真切切。邻座的阿嬷请他吃番石榴。然后，阿嬷晕倒了。吴念真掏出万金油救醒她。下车时，手里多了一只蚊香味棒棒糖，万金油却留在了阿嬷身上。父亲是矿工，平时言语不多，丢了万金油，吴念真很怕挨训。忐忑不安地回到家，谁知，父亲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快去吃饭吧。”

纸风车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八岁的吴念真是人偶，阿嬷和家人由真人演。吴念真录了道白，极认真的慢调子，一字一顿，像是又回到了八岁光景。剧目叫《八岁一个人去旅行》，任建诚带着它走遍了国内外很多座城市。在台湾，吴念真用台语道白，在大陆，任建诚请吴念真再用国语道白。

台湾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前执行长陈锦诚看完，打算让儿子独自坐三个小时火车，从台北去台南看阿嬷。陈锦诚悄悄买好了车票，却先听到儿子说：“爸爸，我们能不能回乡下看一下阿嬷?”

一代人

李永丰是在金门服的兵役,任建诚和吴念真也是。在金门服兵役，意味着两三年之内根本没可能回到台湾。终于熬过了漫长的日子，春节回家时，火车慢慢驶进家乡，庙会在做醮，焰火在田原绽放。在金门想过无数种团聚画面的李永丰到家的瞬间，却听到爸爸的吼声：“这么久才回来，赶紧帮家里手脚啦。”

李永丰是乡下杂货店的孩子，吴念真生长在矿区矿工家庭，任建诚从小在高雄的乡下面店做帮手。任建诚十分能干，从小就会做面条、包子和油条。父母一年只休息六天半，春节五天，端午一天，中秋半天。家里兄妹五个，哥哥、姐姐念的都是私立学校，每学期到了注册时，父母就开始为了孩子们的学费发愁。

父母与孩子的交流不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男人对孩子的感情和期许，都是通过少言寡语和最不直白的互动表达。整个一代人都这样长大。父亲扔酒瓶子，与母亲大声吵架，任建诚对父亲的记忆仅止于此。吴念真没有念完高中，任建诚和李永丰高中毕业时，一起考台北艺术大学新设立的“术科”，侥幸以较低分上了大学。李永丰先前已经参加过六次“联考”，任建诚纯粹是为了替家里省钱。任建诚和李永丰肩并肩做了近三十年老搭档。1985年进大学学戏剧，1988年接触儿童剧，两人从那时决定一辈子要做这件事。“跟孩子沟通其实蛮快乐的。后来的时代也告诉所有人要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任建诚一改父辈与孩子的沟通方式，选择了让他在此后都感觉“非常幸福”的事。

什么都要

任建诚上高中时，看过一次云门舞集在高雄演出。这是他唯一一次艺术记忆。上大学后，台湾音乐家朱宗庆、戏剧界的赖声川、舞蹈界的林怀民成了任建诚的启蒙老师，这才开始真正了解戏剧和表演是怎么回事。

1988年，大三的任建诚和李永丰创建了学生剧团“魔奇儿童剧团”。李永丰同时也被金士杰招进了兰陵剧坊—由留美心理学博士吴静吉创办，当时台湾实验戏剧的孵化器之一。任建诚去到云门舞集做小工。云门舞集在高雄的演出画面一直印在任建诚的脑袋里，连音乐的记忆都非常清晰。1988年，云门舞集15周年巡回公演上，中场大幕打开，舞台中心摆着一把扫帚，那是任建诚中场打扫时在舞台遗落的。在林怀民的注视下，台上的舞者随机跳进场，一脚凌起，踢进了翼幕。李永丰则在兰陵剧坊，和金士杰、李国修、刘若、赵自强等人一起，接触到了黑光剧、哑剧、心理剧、贫困戏剧各种各样的戏剧。后来整个暑假，任建诚和李永丰开始为“魔奇儿童剧团”排练戏剧。第一出剧叫《两只口袋》。两只极具弹力的大布袋子里，演员必须借助大幅度的肢体才能创造并变幻出各式各样的形状。这是任建诚和李永丰对戏剧表演的自我摸索和尝试。两只袋子里，一只里面是任建诚，另一只里面是吴倩莲。大汗淋漓了一个夏天，这个过程中，任建诚确定了一件事，李永丰更具有敏锐和丰富的艺术性，而自己更擅长于幕后布置和安排。

“魔奇儿童剧团”由企业赞助，1992年，企业停止赞助，担任纸风车剧团企划组组长的任建诚承担起剧团的生计和出路。任建诚从不理论“好时代”与“坏时代”的话题。在台湾再往前些年，看艺术相关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附庸风雅，“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有可能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才选择做儿童剧。”这已然让任建诚毫无怨言。

剧团经营中，任建诚自己从一个沉默的人变得开朗，他也只在乎这种内生的力量。“政府补助不够，光靠卖票和公益基金也不够，所以什么都要。”任建诚没有艺术的矜持，领着剧团在台湾四处参加各种演出，大的、小的，甚至连百货公司开业这样的场合都不拒绝，组织团员们乐呵呵地去演。就这样，演了二十多年，同时期创建的剧团大多不知所终，纸风车却融入了台湾两三代人的成长记忆。用台湾坊间的话说，“在台湾，每四个小朋友中就有一个看过纸风车剧团。”

“优秀的人”

任建诚手臂上有很深的疤痕。从手背一直延攀至上臂。看多两眼，他讲起了疤痕故事。在金门服兵役，任建诚被分到军队艺术团。有一天表演，任建诚像在纸风车剧团里一样，习惯性开始拼活。灯光还没接，任建诚问怎么接，老兵指了指电线杆子。任建诚看到了一只电表，直接上杆。瞬间，3300伏的电流穿过全身，整个人被吸了上去。也就在0.1秒的时间里，眼疾手快的老兵用长木棍把他拨了下来，不然就死定了。任建诚想来好笑的是，那一刻，他脑子里居然出现了六个数字，“是想着要捐给纸风车的钱”。任建诚也曾和妻子一起去法国留学。在法国，学戏剧和逛博物馆。“艺术的价值要在生活里印证。我母亲不懂艺术，我上艺大，她问我是不是去演歌仔戏，但她把我养得多么优秀。她把生活里的一切安排得精细有序。我只是学多了一门本事叫摆盘，把生活和想法摆进‘现代艺术’的盘子里，卖到巴黎。”

2006年，是任建诚和纸风车的又一个开始。台湾蓝绿分裂，政治越搞越复杂，很多人搞得自己都不开心。吴念真、另一位台湾导演柯一正、圆神出版社董事长简志忠、陈水扁“御用文人”林锦昌、李永丰、任建诚一群在乡下长大的文艺老年达成共识，城乡距离不能像政治和族群差异一样，把人分开。这就有了纸风车剧团的“319”。“319”全称“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既不是一个慈善项目，也不是一个商业项目。“319”要做的，是把在台北能看到的纸风车儿童剧带到台湾319个偏僻乡镇，让乡下孩子也能看到。在台湾，这样的下乡演出，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会直接补贴。任建诚的难处在于，“319”既不能用政府的钱，也不能让看戏的孩子掏一毛钱。用远离政治的方式表达剧团姿态，是任建诚的表态。

“319”的前几场演出成本来自企业赞助，越往后，民间的自发小额募捐居然可以撑起平均一场45万新台币的演出。纸风车剧团灯光组组长在屏东乡下的海边长大，台北读完大学后加入剧团，妈妈一直很担心。有一次，妈妈专程炖了鸡汤给儿子补身，见到任建诚总是满腹担心地讲，团长啊，你要让他多休息，给他钱，有好的女孩子要介绍给他。“319”演到屏东，整个乡镇的人都去看，有三千多人。此后，组长妈妈再也没有“烦”过团长。儿子一回家，总是拉着手跟邻里说，这就是我儿子啦，就是在你们上次看到的纸风车那个剧团工作啦任建诚就着妈妈的台湾调子，用蜿蜒着疤痕的手臂，专注地演起两只小鸟喳喳吱吱开心交谈的样子。读艺大时，是赖声川给任建诚上了第一堂表演课，那堂课上，他才知道肢体语言比平常语言更真实、形象、饱满，且丰富。

[对话任建诚]

唯有我自己够强

记者：让纸风车活下来，且活得很好，你最坚持的部分是什么？

任建诚：为了要让纸风车活下来，我们对传统的艺术想法做了调整。对纸风车来讲，表演很重要，但观众也很重要。我努力将小众的东西做到了让大众都去看。纸风车的剧目里，《十二生肖》不光是分享故事，也是品牌建设。我们每年演一个生肖，连续做了十二年。纸风车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台湾孩子都看到。

纸风车现在一年卖票卖掉近十万张。在台湾最大的演出舞台两厅院，一场满座1100个观众，比起周杰伦和阿妹的演场会，这不算什么。但我不能因此而不做，我们做十场，也能达到他们一场的目标。这个社会就会因此而欣赏到纸风车。唯有我自己够强，人家才会把更大的力量给我。

记者：与二十年前相比，孩子的成长环境和艺术的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巨变。新的挑战在哪里？

任建诚：时代不一样了，你记得十年前用的手机长什么样子吗？我在1986年见到生命中的第一部电脑，有半个屋子大，教授说这个叫电脑，未来会改变世界。现在真的改变了。媒体太多了，光台湾本地就有一百多个电视台，接受它，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因此，现在的孩子学习能力和速度比我们当时强得多。而让孩子们去接触艺术，未来他们会具备更宽广的世界观和多一点点的自信心。这是我对孩子参与艺术的简单心情。

纸风车的节奏当然也比二十年前要快得多，和观众的接触也更多。不过，纸风车有一个特殊的价值，就是把所有的同行当作朋友。我们要对抗的共同敌人是电脑和迪士尼，和父母对名牌的态度。

记者：纸风车影响了两三代台湾孩子，甚至很多从小看着纸风车长大的孩子已经加入了纸风车的团队。与小观众为伍这么多年，他们哪些地方吸引着你？

任建诚：纸风车是老灵魂诚心诚意给孩子们的小礼物。纸风车的很多剧里，没有完整的故事，一大半时间甚至看不到演员的脸，孩子却能毫不费力地接受舞台上的一切。有时候，台上的演员从亮相就讨彩开始，就会全场跟他们互动，这有效地缩短我们跟小观众的距离。剧团里有些团员看着纸风车长大，也有很多小观众长大了还会继续看。有些演出里，几个回合下来，台下从几岁到十几岁，都跟台上的“巫婆”角色一起抑扬顿挫地念咒语。大人总是把孩子想得很简单，其实他们比大人聪明。孩子的感受和表现是天生的。这也是我做了这么多年，总是感觉非常幸福的原因。

记者：你特别强调肢体语言？

任建诚：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害羞的人，第一次上台手脚一直抖，所以我想说身体训练对每一个人有多重要。肢体语言能让生命有更多的可能。我紧张的时候，话说不出来，但演都要演出来，假装都要假装出来，我为什么让你们看到我很惨。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已经改变。未来的孩子是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与挑战。创意的能力、美的能力和关怀的能力，都是他们必须具备的。未来所有的孩子都要走入世界里面，如果对自己没有自信心，就没办法分享。而华人的肢体语言的开发是最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