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组”的日子

进入市委写作组

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大概一年后，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我喜欢创作，几乎不加考虑，就报名进了创作专业。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猜想可能是上面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威权政治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9、10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极左观点。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叫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个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朱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

参加《珍泉》的创作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3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9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先去上海郊区住金山张堰镇，熟悉和采访水文地质大队。12月下旬，创作组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采访南京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参观马鞍山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九四二四工地，随后来到铜陵新桥矿。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组里决定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于是从1973年2月下旬开始，根据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3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净。

5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