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反标”案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练和“反标”案的“洗礼”,尤其是“稿纸副页”案的持续追查,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当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处事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处留意,事事小心。

责任编辑:刘小磊

吉林大学图书馆原馆长王同策教授。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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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李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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