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林枫

林枫是我的岳父。岳父是个性格内向、言语极少的人。他性格沉稳,见地深远,话语不多,说出来的,却总是一针见血。不论是谁,我们,还是老同志们去见他,都可以长时间坐着不出声,只有相互的眼睛和心灵交流,却也心安理得,一点儿也不尴尬。

责任编辑:刘小磊

1973 年夏,林枫与家人在北京阜外医院。左起:罗箭、林枫、郭明秋、林耿耿。 (罗箭 供图)

林枫是我的岳父。

我和耿耿是“文化大革命”中最黑暗的1970年结婚的。我们过去并不熟识,甚至没见过面。结婚之前我对耿耿的父亲林枫,也了解极少,只知道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算作“刘少奇黑线”上的“大干将”。我的父亲罗瑞卿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也是一个大“黑帮”了。在那个年代背上“黑帮子女”名分的人,属于当时的“地、富、反、坏、右、黑”六类分子中的最底层,许多人唯恐避之不及。这样,我们两个被别人嫌弃的人,走到了一起。这是历史的误会,但却是我们个人的喜事。若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真没有我们这对夫妻。

被关六年后,终于有了音信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政治形势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这类孩子开始纷纷写信给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与被关押的父母见面,竟都被准许了。见了父母面的人们奔走相告,各种消息不断传来。于是,1972年7月,耿耿的姊妹们也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寻找六年里杳无音信、生死不明的父母。当时只是想通过写信,试探一下父母是否还活在人间,没想到很快被批准与父亲见面。

1972年8月5日上午,几个闺女、儿子从贵州、山西、河北、四川、黑龙江的山旮旯和专政机关的“学习班”里聚集到北京秦城监狱,见到了形容枯槁、濒临死亡的父亲。这次见面,全是闺女们“发言”,关押了六年的父亲听“傻”了,几乎没话。但他说出来的几句话,却被在场的每个孩子牢牢记住了。岳父说:“前些日子,《人民日报》上登了解放战争时,我军战士解放锦州,路过老乡的苹果园,没有摘一个苹果的事。当年,毛主席曾就此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我就是凭着这种精神活下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林树乐’,树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1945年林枫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的照片。 (吴印咸/图)

毛泽东批示放人

从秦城监狱回来,由老大梅梅执笔,连夜再给毛主席写信,力陈根据岳父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请求放他出来治病,并描述了岳父讲到毛主席“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信是通过王震同志当时的秘书伍绍祖转上去的。

8月11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见《毛泽东传》下册,1619页)8月17日上午,林枫专案组一负责人,匆匆忙忙来到我们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赶出原住所六部口内翠花湾3号后的住宅——和平里1区5号楼10单元303室,让孩子们不要忙着返回各自劳动的工厂、农村,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了你们的信,毛主席意放你父亲出来治病;明天就接你父亲到心血管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住院治病;毛主席批评我们对你父亲搞了‘逼供信’,我们要向毛主席检讨,我们已经向毛主席做了检讨,我们将来还要向毛主席做检讨。我们也要向你父亲做检讨……”

8月18日上午,我们来到阜外医院六病房西头第三间病室,岳父早已在那里了。病室里有两张床,一张是岳父的,另一张是看守人员的。就这样,我们开始有了五年断断续续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接触,直至1977年9月29日下午7时50分,他在这间整整住了五年的病室里含冤去世。

1938年7月8日,山西孝义县碾头村,八路军115师师部纪念抗战一周年合影。前排左起:张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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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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