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精选】胡适与蒋介石

一

1928年，是蒋介石执掌全国政权的第一年，这一年年底，胡适写了一篇文章：《新年的好梦》。他的梦是这样的：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因而可以裁军，将军费减去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完全取消；梦想铁路收归国有，鸦片之祸永绝中国；梦想有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偶尔诉一两桩痛苦，大概无损于诸葛亮先生的尊严。（胡适：《新年的好梦》，《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鲁迅后来也写了一篇《听说梦》，唱唱反调。鲁迅说：“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胡适的梦想算不得奢望，但现实还是显得过于吝啬，连“一点点言论自由，偶尔能给当政者指点一下错误”的权力也不给他。在这样一个民国，还是鲁迅的梦更接近实际。同样是梦，透露出胡适的天真，鲁迅的老辣。

实际上，蒋介石这位新元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各地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军阀手里。平日里可以相安无事，各地全力维护中央，遇上事，比如“剿共”，比如抗日，蒋介石想调用他们的军队，借用他们的地盘，都是难上加难，连把蒋介石奉若神明的官方传记作者霍灵顿·唐也不得不承认：

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坐落于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

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转引自［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99、100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斯诺这样描述蒋介石的性格与时代：“蒋氏是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顶点。他的特别才能使他有能力预知在他下面的伟大力量的移动，而乘时维持他自己的平衡。他从来不作先驱，但他也从来不作后卫……他并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动他。”

从1928年到1934年被击溃的共产党军队被迫开始漫长的迁徙，6年间，蒋介石一直在与两个对手作战——共产党、军阀。

内乱越演越烈，令当时的知识分子十分痛心，蒋廷黼是力主武力统一的，他问：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这是他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的观点，发表在1933年的《独立评论》第80号上。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经从北京哈德门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搭上公共汽车，经过西单牌楼和东单牌楼，横穿北京城，行程1个小时，到达西直门，从出西直门，前往清华大学与蒋廷黼见面，蒋廷黼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在费正清的心中，蒋廷黼当时已经“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蒋廷黼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他中等身材，长着中国人的团圆脸，由于思路敏捷而显得英俊潇洒。”（［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0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从时间推算，那次见面，应该是在1931年，两年后的夏天，报刊上突然出现了大量讨论民主与独裁的文章，这些文章中，蒋廷黼的观点引人注目。这表明此时的中国，已到了民主与独裁的十字路口，根据孙中山“三步走”的革命理论——军政、训政、宪政，国家的统一，标志着国家结束了军政时代，走进了训政的新时代。1929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宪政规定了一个时间表，决议说：“训政时期规定为6年，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完成。”（《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1929年6月15日）》，《革命文献》，第79辑，第128页，台北：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民国二十四年，也就是1935年，中国能够开始宪政吗？ （吴景超：《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转引自智效民编：《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论争》，第2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所谓“训政”，即一切权力归本党，并且形成了一个口号——“以党治国”，就是把国家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来管理；并且，最高监督的权力“仍属之于中国国民党”。按照训政理论，国民党之所以握重权，是为了训导人民如何使用政权，为宪政打下基础；而且，必要时国民党有权限制“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国民党训政的实质在于“党治”，将“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以实现“一党独大”。

所谓民国，已经沦为一张空头支票；所有辛亥英雄的牺牲，都被实实在在地解构了。喜欢做梦的胡适不得不承认：“在名义上的共和下，8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轻的中国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

于是胡适写了那篇著名的《人权与约法》，挑起了一场人权运动。文章说：“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自由之危害，正来自于政府。所以，胡适呼唤制定宪法，最低限度也要制定训政时期的临时约法，以约束国民党政府。这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以约束人民的自由正好相反。

两个月后，在《新月》的第四号上，胡适又写了一篇名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不仅再次呼吁制定宪法而非约法，而且把反训政的锋芒直指孙中山。因为训政思想本来就来自孙中山。他的本意，于宪政之前，先行训政，由政府训导人民，以培养人民民主能力。由此才有国民党在训政时期的集权论：“厉行党治，扶植民权。”然而胡适认为孙中山错了，“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李伟：《批评者的跌宕起伏》，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1期。）

1931年，胡适在北平的四合院里编着《独立评论》。那一年，这份刊物的发行量，有7000份。刊物是学术之公器，胡适一生主张学术理性，对于自己刊物上的学术之争，他一般不根据个人的意愿取舍，只是此次，训政阶段即将过去了，却看到包括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等在内的那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向，程度不同地赞同专制独裁，放弃了自由民主宪政的要求，胡适忍不住了，在那个冬天，他一篇一篇地写反驳文章，其中一篇叫《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文中说：“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然而中国至今还是不曾统一。这五年的教训还不够清楚吗？”“满清的颠覆，当然不是武力之功，当然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凯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种新‘意态'的力量。十七年张作霖的自动出关，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种‘意态'使他不能不走的。”（胡适：《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胡适全集》第22卷，第194-19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又写《政治统一的途径》，说：

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当日“以党治国”的制度，确是一个新制度，如果行得通，也许可以维系一个统一的政权。但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就早已显示这个制度的自身无法维持下去了，因为党已不能治党了，也不能治军了，如何还能治国呢？党的自身已不能统一了，如何能维系一国的统一呢？ （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见《胡适全集》，第22卷，第20、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

我们相信有许多的政治方法可以逐渐挽回这种分裂的趋势。这篇短文里不能详细多举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国会”一个制度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例。国会不是蒋廷黼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确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