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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精选】台湾左翼历史的一页

1949年4月6日,思想“左”倾的高三学生张光直因为与左翼学生温景昆通信,凌晨在家里被捕,从此开始作为“政治犯”的牢狱生活。少年时代的张光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四六事件”的亲历者,这双重身份,让他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拥有不一样的视角。

孙康宜在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一书的开篇就谈及她父亲与张我军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两个家庭在艰难时世中的守望相助,其中有一段话对张我军的儿子张光直(哈佛人类学家,已故)所撰写的早年生活自传《番薯人的故事》赞誉有加:“幸亏张光直教授在过世之前有机会写这本早年的自传,给历史作了见证。但与其说它是给历史作见证,还不如说它是在给生命做见证。我最不喜欢看别人写控诉文学,我认为那是没有深度的作品。张光直这本书之所以感人,乃是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诉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在写人。它一方面写人的懦弱、阴险及其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写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性。”很早前就知道台北联经出版的这本回忆录,可惜没能读到,如今北京三联书店引入了简体字版,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对台湾政治及其转型历史深感兴趣的读者一睹为快。薄薄的一本回忆录读下来,却让人抚卷良久,正如孙康宜所言,这里没有控诉,只有呈现事实和人性,以及隐含在这种平淡叙述背后的价值执拗。

少年时代的张光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见证者,又是“四六事件”的亲历者,这双重身份,让作者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拥有不一样的视角。“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族群政治的原点之一,外省人携威权政治余威和汉族中心主义之狂傲,压制本省精英的族群冲突被镶嵌到政治论述之中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但根据张光直的回忆,其实在“二二八”发生的彼时彼刻,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冲突并非全然如此。张光直当时是建国中学的学生,事发那天他正在上课,听见窗外如鞭炮声一样的枪声却懵懂不知情,当天下午仍旧与两位同学去学校对面的民众教育馆的图书室看书,出来后遇到三个二十岁左右的本省人的袭击。张光直因身穿表哥的日本军装而幸免,而其同学韦俊涵穿着中山装被殴打得头破血流,另一位同学则溜之大吉。打人者扬长而去,剩下张光直搀扶韦到医院诊治,路遇一个台籍妇女帮忙带去台大医院,而就在这门口,张光直目击许多外省人正在挨打中。由此可见,政治话语的操作和情感本能的偏向,常常会扭曲历史真相的细部。

《随笔》2014年第1期 出版:《随笔》杂志社

1949年4月6日,思想“左”倾的高三学生张光直因为与左翼学生温景昆通信,凌晨在家里被捕,从此开始作为“政治犯”的牢狱生活。因“四六事件”被逮捕的主要是台大和台湾师大的学生,张光直是罕见的中学生。时隔一年之后,张光直从狱中归来,才知道父亲在其被带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儿子所有“左”倾书籍拿出,藏在茶商公会办公室的抽屉里,数月后又来了第二批特务仔细搜查。而第一次搜查其实并不是太认真。据张光直事后推断,“那天早上来捉我的人,可能包括对学生同情的人们在内,甚至有地下共产党员在内。”开始时,张光直和台大工学院学生申德建被关进一个拘留所的笼子里,这笼子大概有5米宽、8米长,椭圆形,一个短头是墙,另外三面都是铁栏杆,在靠墙的一角有个茅坑。最初的审讯,晚年张光直仍记忆犹新,并非中共党员的他自然要否认指控。理屈词穷的审讯者最后居然以张光直在审讯中“一点不慌张,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答案”来有罪推定,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诛心之论”。同时被捕的这十九名学生和新闻人经受的刑讯方式主要有疲劳轰炸、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两手反绑吊挂屋檐上用皮鞭抽打等。

监狱生活自然极其无聊,为了应对这种乏味和焦虑,这群年轻的思想犯在监狱中开始学唱歌,歌声在黑暗的禁闭空间里像自由的精灵一样四处飘荡。据其回忆,当时这群年轻人最喜欢唱的是《学生之歌》,歌词有:“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勇敢的中国学生们,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朝着你的方向,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这群激情洋溢的年轻人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白色恐怖击倒,他们甚至在监狱里办起了杂志,手工做了一副麻将。后来因为一位狱友认为这种“生活流于腐化”而送给了看守。这批思想犯后又被转移到严酷而折磨人的情报处关押一段时间。张光直在回忆录谈到这里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比如吃饭要“一少快,二慢多”(第一碗要少盛快吃,第二碗要多盛慢吃);比如思想犯与医生之间的关系;比如狱中的性压抑及其缓解的形式;比如中共俘虏的大义凛然等。

张光直就这样作为最年轻的政治犯,辗转数个关押场所,在父亲托至交杨肇嘉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彭孟缉多次求情后,终于在一年后保释出狱,被父亲领回家“管教”。张光直很偶然地从杨去世后的遗物中发现1952年8月11日杨向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新生训导处一个处长的报告,其部分内容值得征引如下:“张光直于一九五零年三月十二日奉准离队后,即在其台北市延平区甘谷街廿四号家中复习功课,准备升学,旋于同年八月投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一年级,幸获录取,十月入学,每日由其家中走读。……该张光直在受训中深悟训诲真理,益使其坚定反共抗俄之信念,复激于政府爱惜青年之德意,故离队后即不敢随便与人交际,一味读书,冀能成为一忠实有为国民,图报国恩于万一,努力功课,故其在学二年间,品学均列优等,并受领教育部工读奖助金及省教育厅特种奖学金,有案可稽。”一个思想犯保释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台湾还可以读大学,获取政府奖学金,并出境留学最终成为哈佛人类学家,对照同时期大陆此岸的政治贱民及其子弟被剥夺工作、教育等机会的悲惨处境,真令人不胜唏嘘。

张光直早年左翼思想来源之一是他少年时代在北京的阅读与生活阅历。当时张的父亲是北京大学教授,自然衣食无忧,据其自述在北平受其哥哥和温景昆的影响,在台北受中学老师罗老师的影响,所购买书籍有艾思奇的哲学书、华岗的《社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大约五六十本。而在1943年以后北京的西单和东安两个市场,在报摊上可以买到隔日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还有土纸本的《论新民主主义》、《论联合政府》,还有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这些阅读的报刊所构成的思想世界,自然对幼年时代的张光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徐木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短期居住在北京的张家,经常无事就向张家的两兄弟宣传马列主义。据张光直的回忆和推断,其兄长就因此而“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洪流。1945年,其兄长离家出走到河北平山晋察冀边区,一走四十年。在1980年代,张光直与其兄长遭逢世变历经磨难重逢时,“我问哥哥:‘什么让你下决心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我加入共产党的第一个目的是,好让徐木生不再叫我少爷!!'。”这些大历史背后的小细节,让我们有了一个特殊的渠道去理解革命年代个人的选择和命运。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有为数不少的青年知识人倾向左翼,他们在政治强权的压抑下,将对岸的革命政治想象成最终实现了人的解放和尊严的政治,这批人有些后来因为出国留学可以接触更多的信息与思想资源,而成为对左翼政治既有理解又有反思的自由主义学者,比如著名思想史家张灏,而还有一些人比如陈映真等人,仍然坚持着青年时代的左翼政治理念。若要探本溯源,张光直的回忆未尝不是提供了一个探查的历史通道。

张光直在回忆录的后记里写道常有人问及对这段“少年思想犯”经历的感受,他说这影响了其一生做人的态度,“在那个环境里,人的‘好'与‘坏'是很难判断的。‘特务'不一定是坏人。被抓去那天,那几个到我家来的特务,很显然有保护我的行为,不然我的罪状一定要大得多。……总之,我在当时坐了一年的牢,接触到各样的人,出来以后,对人之所以为人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真正好的学者,就如张光直这样,能够将个人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荣耀的还是卑微而凄惨的)融入到对学术真谛的探求之中,而要理解这样一位学者的其人其学,反过来又必须结合其生命经历及其感受来细究。就此而言,张光直的人生,及其回忆录无疑提供了一种典范意义上的“经过反省的人生”。

(经《随笔》杂志授权转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网络编辑:刘之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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