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牌坊村:282条光棍的心灵史

“我需要一个女人,50岁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

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
他们男大当婚之时,正是打工潮滚滚而来之时。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踏在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一个婚姻窘境。

董学魁、董学彪,两个兄弟,一对光棍。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一夜夜闷睡。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盼窗外,仍是男的。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老婆跑了。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有妻有儿有女有乐。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我需要一个女人”
    “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贵州省贵阳市牌坊村原名牌方村,处在崇山峻岭之中。2000年三村合并时,因为“土地多”,就在“方”字加了土旁,意为这里的村民世代以土地为生。
    一条8.3公里的国家扶贫公路环山蜿蜒,串起数个汉、苗族寨子。8月2日,在回家的山路边,张成梁喃喃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带个女娃过来,1000块钱。”可能是觉得钱太少,他又伸出3个指头:“3000,怎么样?”
    36岁的张成梁有些秃顶,不时翻着白眼。“他脑筋失灵了,连123都数不清。”父亲说。张成梁的逻辑思维天生有缺陷,但日常行为与常人无异,他这些直愣愣的话正说出了光棍们沉默的心事。
    村里几乎没有适龄未婚女孩,在册的60名其实早已“逃离”这里在外打工。相反,这个2249人、665户的山村有282条光棍,约占男性总数的1 / 5。30岁以上的光棍俯拾皆是。最大的光棍65岁。这里的男女比例(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是134.7,远高于全国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06.3。
    张成梁无法从事需要思考的农活,比如种田。白天他抽着烟杆在村民家里闲聊,有人开玩笑说他是“处男”,他便愤怒地瞪眼;晚上回到木头房的阁楼上闷睡,房里除了撑着塑料膜“蚊帐”、铺着稻草的床,以及堆放在竹竿上的衣服之外,一无所有。
    村里其他大部分光棍身体健康,而生活与张成梁如出一辙。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或外出打工,或种地,种植玉米、水稻、烤烟。
    这不仅仅是牌坊村的故事。“全乡8个行政村,光棍至少有一千五百多个,最多的村有三百多。”高寨乡(下辖牌坊村)计生站干部杨绍伦说。他今年50岁,丧偶,有个5岁小孩,也找不到女人续弦:“我需要一个女人,50岁以下,不能生育的也行。”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

    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除了偶尔有登记结婚的村干部,大部分村民在近两年已看不到热闹的婚礼。村委会主任兼村支书杨学品把光棍问题归咎于贫穷。全村面积23.11平方公里,几乎全是山地,田地只占不到2%。去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八百多元。
    40岁以上的光棍有六十多个,他们是认命的一代。每当讲起婆娘问题,都会心一笑,给出一个出奇一致的回答:“条件不好,找不到嘛。”
    农闲时,董学魁独自在家编着竹筐。他从不出远门。平时,他自己做饭、洗衣服,腰间别着钥匙,独守空房。弟弟经常外出打工,在家也不愿意煮饭,他认为这是女人的活。兄弟两个都是光棍。“在家里,他(指董学魁)就是女人,弟弟是男人。”一名村民打趣说。
    董学魁腼腆地笑了。有时他会不经意地自嘲。家里养着几十只鸡,小鸡总是想溜进屋里觅食,他“喝”一声,把鸡吓出丈外,随口扔出一句:“婆娘找不到,鸡婆养了一堆。”
    近几年,40岁的董学魁每年都会有几次相亲,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已经对讨老婆不抱希望,连相亲都懒得去了。
    他姐姐已经外嫁,两个哥哥结婚后分家了。4年前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他和弟弟董学彪。两人借钱在公路旁修了4间房的水泥平房,住在一起,比其他村民的茅草房、木房要显得气派。这使他有了“筑巢引凤”的资本。
    然而他依然找不到老婆。光棍们希望能生儿育女,但他们恰恰卡在尴尬的年龄段:年轻女孩外出打工,有更好的婚姻机会;中年寡妇或已结扎,或带着子女,再生育的话,原本贫寒的光棍家庭无法承受多子女的生活重担。
    董学魁成了村里条件较好,但却讨不到老婆的“典型”。“条件好的女方看不起他。条件差的,他又看不起女方。”弟弟董学彪说。
    董学魁的好条件其实仅限于现在。在1990年代,他跟其他光棍一样过着穷日子。全家住在山坳里的木房,4年前倒塌了。耳聋的父亲、生病的母亲被看成是“累赘”。那时,兄弟俩并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35岁的董学彪跟哥哥一样,喜欢把夹克耷拉到胳膊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他同样相亲无数。二十多岁时,他第一次相亲。女孩到家里考察后说:“你太穷了。”他把气憋在心里,大喇喇地说:“穷你就走吧。”
    但随着年龄增大,他变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半个月前,有个在江苏打工的老乡打电话,说要帮他介绍女朋友。他不假思索就坐上火车,来回花费两千多元。结果是传销骗局,他又狼狈地逃了回来。
    更早的时候,有3名外地人开车到另一个寨子里,边拍照边散发招工传单,附带一个更诱人的条件:介绍对象。话一传开就变成“外地人带女人来了”,全寨都轰动了。
    7月31日,三五村民在董家闲聊,董学彪感慨这个社会骗术太多了。“他是想女人想疯了。”一个村民说。董学彪讪笑着,手里正在编织哥哥未完成的竹筐。忽然他把竹筐一扔,长伸一个懒腰,“太累啦!”他闷吼了一句。


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
    他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老婆的四处讨老婆,有老婆的要守住老婆。”本村的“丑事”有时候让村委会主任杨学品“羞于启齿”。
    村里的光棍数据没有包含另一个群体:老婆“偷跑”的单身汉。数量不得而知,但每每问及,任何一个村民都能掰着指头数出几个来,连带一声叹息:“娃儿都生了。”
    44岁的董学奎还保存着结婚证,黑白双人照挂在墙上的镜框里。“她肯定又结婚了。”当着11岁儿子的面,他粗着嗓门说。他母亲跟孙子打趣:“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儿子别过脸去:“不!”一甩手,把凳子上的猫打翻在地。
    1996年,老婆丢下8个月大的儿子,不辞而别,至今杳无音讯。说起来,这老婆也是他侥幸“骗”来的。
    十多岁时,他便开始相亲,但没有哪个本村女孩看上他。家里住的是茅草房,有7口人,一个弟弟卧病在床。有亲戚指点他:“到更穷的地方去找。”31岁时,他漫无目的地去到县城汽车站,一个“生意人”搭讪说毕节地区黔西县可以做药材生意,他就跟着去了。
    后来董学奎知道“生意人”是人贩子,便撇开他自己找对象。经熟人介绍,在一个满山都是石头的村里,他认识了一个17岁的农村女孩,“我哄她,说我们这里经济比她们好,我在外地打工,家里有钱。”女孩相信了,带着父母到他家看看。
    董学奎提前回家“布置”了一番。他借来亲戚家的木房,说这是他的房子,把女孩一家安排在那里。这一招蒙住了女孩。女孩父母走后,董学奎就换回自家茅草房,女孩意识到被骗了,但木已成舟。她没有路费回家,当时也没有电话。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吵嘴成了家常便饭。
    结婚两年后,老婆的父母过来看她,她没有揭董学奎的老底。后来说要回家过节,跟着父母走了。一直不见老婆回家,董学奎跑去黔西接人。老婆说“要回来就回来吧”,但一到黔西县城,她便“走丢”了。
    董学奎又去找过老婆家、村干部、县政府,但都没有办法。一晃11年,家里父亲、弟弟陆续去世,3个妹妹嫁到外地,他也一直没有寻思再“骗婚”,只是念叨着:“啥时候把离婚手续给办了啊?”
    没有人嘲笑他。“这种事情不稀罕。”37岁的董学普说。他是董学奎的表兄弟,住在隔壁,也是在黔西找的老婆,“本村的不好骗了,只好去外面骗。”9年前,他们夫妻一起到贵阳卖菜,准备还清结婚时三千多元的借款。过了不久,老婆便悄悄走了,丢下两个孩子,最小的才1岁多。
    这表兄弟算是“幸运”的。陈老二在10年前花了3000元买了一个外地老婆,不到几天便“失踪”了。谈及此事,陈老二闷头整理刚刚摘下的烟叶,任由旁人哈哈大笑。


守住了土地,娶不到老婆
    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老一辈家中常有四五个子女,儿子找不到老婆,但女儿却远嫁他乡,几乎没有哪个女孩愿意留守这一片土地。村里的新生代在减少,去年村里新生婴儿只有6个。
    这几天,张永兰带着11岁的女儿回家探亲。女儿不会讲贵州话,第一次骑牛,吓得用绍兴话大喊:“快点!我要摔下来了!”张永兰大概一年回家一次,“还是家乡好。夏天忙一点,冬天就闲了,就可以去旅游。”
    不过,如果让她再选择一次,她说她依然会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嫁。
    1990年代正是现在30岁以上光棍的婚娶时期,他们的婚姻大事夹杂在滚滚而来的打工潮中。问题在于,牌坊村的女性更迫切地走出去。而男性,更愿意守在家中。
    早几年,村里大批女孩已经离家打工。老一辈固守乡土的传统开始土崩瓦解,一部分女孩甚至下意识在抵抗这种本分思想。
    1995年,20岁出头的张永兰准备到浙江绍兴打工。父亲不同意,说“女娃大了就嫁人”,连到手的车费又被父亲要回去。张永兰比父亲还倔,她带着90元私房钱,偷偷溜走了。
    “我们就想要赚钱,将来结婚才能用。”经济上的独立让她们对婚姻有了更多的选择。后来她嫁在了绍兴,如今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
    也有一些女孩被拦住了,陈妹(化名)是其中之一。当记者看到她时,她正抱着一捆毛豆上坡。她说“不后悔”,婆家虽然穷,但好在丈夫对她很好。当年,她连衣服都备好了,却无法踏出家门,上街也被父亲派人盯着。接着,她嫁在了本村。
    和女人相比,在打工潮开始之时,男人们不愿意离开土地。张永兰临走时,怂恿六哥张永华一起去。但张永华的回答让她至今都记忆深刻:“我才不去呢。打工几年始终是要回来的,那还不是要种田?”
    张永华家头屋(相当于客厅)的墙上贴着“祖德流芳”,下面是“张氏堂上历代宗祖考妣位”。靠近地面的墙上是“金玉满堂”,贴着对联:土中生白银,地内出黄金。“这是一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上祭祖,下祭土。”张永华说。无论是茅草房、木房,还是水泥平房,村民在头屋都供着祭祖的牌位。
    这代表了牌坊村两个传统:孝敬父母,固守土地。
    村里一直流传着习俗:结婚的儿子分家出去,光棍跟着父母住。年迈的父母经常被笑称是“家庭负担”,但没有一个光棍选择背弃父母。
    1990年代日渐成型的光棍们,未曾想到他们正踏入一个历史的夹缝中。留下来,还是出门去,这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无论留下来,还是出门去,他们都将面临婚姻窘境。
    留下,周围的适婚女子越来越少,因为她们一个个热切地奔赴城市而去。
    出去,他们在婚姻市场中更处于劣势——按照一种叫做“甲女丁男”的朴实的婚姻迁徙链条,女人总是会寻找高一层次的男人,那么最后被剩下的便是“甲女”和“丁男”。在中国近20年的人口流动中,从乡村走出去的女子可以在外边找到高一层次的男子。从乡村走出去的男子却不容易遇见比自己还低一层次的女人。因为在城市里,他们彻底处在社会的最低层。


“我上门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2004年底,夏明凯结束了在深圳4年的打工生涯,准备回家娶妻生子。
 村里现在有1/3的人在外打工,包括89名光棍。光棍们清晰地勾勒了一个思想变迁史。最早的一批压根就不出门;随后的一批出了门又回来了,他们多是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汉子,觉得还是应该回乡娶妻。最近的一批,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男孩彻底没有了父辈的思想束缚,他们喜欢城市的生活,很多把婚事办在了外地。
    29岁的夏明凯属于中间那一批,他到外边的世界探了探头,却依然把山村视为归宿。
    夏明凯在深圳一家鞋厂打了4年工。曾幻想呆在深圳,不再回到家乡。“那里是沿海,经济发达。”但2004年底,他还是回来了。“我现在很后悔。”
    可以确认的是,父亲的意见起了作用,“父亲觉得还是家里好。”至于他,曾经比较清晰的期盼,就是在家乡找个老婆。
    他觉得在外面交女朋友很难:“我们条件太差、太穷,想来贵州的女孩太少太少。要把女孩子骗过来也不是个好办法。”一些女孩一听说是贵州,第一反应就是:“那里很穷吧?”他很反感:“她们都没有来过贵州!”
    2002年秋天,他偶然认识了一个江西女孩,小他3岁。女孩被分配到他手下学习技术。一来二往,两人谈成对象。有时女孩会问起他家乡的情况,他刻意回避了。他想过带女孩回家拜见父母,最后也放弃了,“我怕。”他说原因很复杂,在内心,连他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这段不坦诚的打工情缘注定无法稳定发展。那年年底,女孩想带夏明凯回江西过年,一名江西朋友却告诉他,他去了女孩家就不能再外出了,这是那边的风俗,他等于是给人当“上门女婿”去了。他临阵脱逃没去江西,二人就此悄然分手。
    夏明凯回到了牌坊村。带着赚到的几万元,这本来足够他筹办一场婚礼。后来这笔钱投入了养殖业,到现在已养了二十多头猪。
    8月3日,他趁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机会,希望记者能帮他找个对象。“广州、深圳那边女孩挺多的,我上门(当女婿)也行。”
    这3年来,他连一次相亲机会都没有,村里只有一两个未婚女孩,但也“看不起”他,尽管他已是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里的光棍大都吃苦耐劳”
    “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

 

    约两个月前,村委会主任杨学品接到电话通知,县计生局要来检查计生工作。一见面,他们的问题把杨学品逗乐了:“村里有多少光棍?”“有没有治安问题?”
    这是杨学品第一次把光棍和治安问题联系起来。实际上,早在2004年,两名英美学者合著的《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该书把中国、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的光棍跟安全问题挂钩。这导致了当时一场辩论。
    有一件事让杨学品印象深刻。大概在1997年的一天,凌晨2点多,一群村民闹哄哄地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定睛一看,院子里一前一后蹲着一对男女,双手捆绑,串在一起。
    男的是43岁的光棍,家有6弟兄,只有他未婚。被绑的妇女住在他隔壁。几天前,妇女的丈夫隐隐感到光棍和妻子有染,但抓不着证据。后来他撒谎说要外出打工,纠集了一帮亲戚,在半夜潜回家中。当家门被踢开后,光棍被当场抓住。
    杨学品的工作是调查有否强奸。“双方是自愿的,互相看得起。”他说。他对光棍只是说服教育。丈夫不服,天亮后去到乡政府,处理结果一样。
    南方周末记者在村里采访,听到各类事关男女的传言,比如某家四个兄弟共一个老婆,某人在广州打工和有夫之妇纠缠闹出人命之类。仔细去问,均是语焉不详查无实据。
    每个季度,牌坊村的村委会将全村人集中起来学习婚姻法、刑法等法规条文。“光棍没有给村工作带来什么问题,他们还是很支持工作的。”杨学品盖棺定论。
    不过县计生局下来检查时,杨学品还是说了自己的心事:“既然你们下来检查,请你们帮个忙,有对象的话介绍一下。”
    村委会主任助理夏明凯希望能登个征婚广告。他想替全村光棍征婚:“这里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吃苦耐劳,做事踏实,很多是初中以上文化。这里有铁矿、煤矿、两个溶洞。”他像是在招商引资,“通过招商联姻,一举两得。”


“你是读书,还是翻土?”
    “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

 

    35岁的董学彪看上去多了一则生活哲学:“先赚钱,后娶亲”。过几天,他准备外出打工,“我还年轻,要找点钱,风风光光讨个婆娘,再过几年就完蛋了”。
    他的根还在牌坊村,打工更像是一种娶老婆的手段,但或许能在外面碰到合适的人选呢,“我也不知道以后的事”。
    现在每逢过节,村里家家依然在祭祖。但观念已经改变。30岁是一道泾渭分明的坎,父辈选择固守家园,子女选择离开。如今,后者的选择,也成了父辈的强烈愿望。
    21岁的邓明学在湖南上大专,每年需要贷款6000元。他妹妹今年高考没考好,准备复读一年。小学六年级时,他曾不想读书了。父亲没有骂他,第二天带他去田里翻了一天土,晚上回到家,他累垮了。这时父亲说话了:“你是读书,还是翻土?”他没有再犹豫:“我去读书算了。”
    “我们这一代读书的意识很强,都想出去。女孩也想读书,读不了就出去打工。”邓世杰说。他刚从南京一所本科大学毕业,正在上海一家物流公司实习,即将正式开始工作。他的两个姐妹也都外嫁,村里只剩下父母。
    回到村里,他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带。晚上父亲放牛回来,满身泥土,两人恍如不同时代的人。在皎洁明月下,他构思着职业蓝图,计划在5年后建立自己的公司。父亲在屋里抽着闷烟,默默地收拾着碗筷。
    有子女的单身汉也期盼孩子能走出去。老婆跑掉的董学奎,儿子已经跟他一般高,马上要进初中了。每个学期100多元学杂费,每周还需20元生活费。去年,家里收成的玉米、大米换回2000元左右,供孩子读书有些吃力。
    但这不能动摇董学奎的决心:“我决不愿意孩子种地,读书不行就出去打工,不要在这里了。”至于他自己,早已不再想着盖房子,讨老婆,“我只想安安静静生活了。”
    董学奎家门前是山坳,可以望见远处层峦叠嶂的山脉。在雾气朦胧的天边,他说那就是贵阳:“晚上灯光很大,整个天空都红了。”他双手合拢成圆圈,瞄着眼,望向想象中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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