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通然后字顺（6）

中国人站起来了，干嘛必须坐着看演出

——迷笛音乐节怎么和政府打交道

十年前，身为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的张帆组织了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头一次把西方的户外摇滚音乐节的概念引入中国。今年的北京迷笛音乐节在五一长假期间举行。国庆期间，张帆将再次移师镇江，主办长江迷笛音乐节。11届迷笛音乐节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政府对摇滚乐、音乐节一步步理解的历史。

在校园折腾

我一直觉得，摇滚音乐节是精神生活工厂，也可以说是精神加物质双丰收的一个东西，而不完全是纯物质的东西。

它不是生产可口可乐，不是面对一个生产机器，面对配方和多少吨水的问题，是要把你的情感和对艺术价值的判断与其他人分享的过程，这是关键，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关系。

比起追逐利益最大化，我们1960年代的人，更看重奖状，看重荣誉。

第一届迷笛音乐节（2000年）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叫图个乐和，就是为了聚众狂欢，互相温暖。

当时都是迷笛的学生乐队，农民工、盲流、愤青、无政府主义者、诗人，所有社会边缘的、非主流的人，大家聚到一起，我出了七八万块钱，把学校的小礼堂改装了一下，就开演。

我们当时知道自己挺烂的，但是没有办法，没有资金，没有经验，乐队也“烂”。我们和一群自愿被放逐的人在一个边缘的地方高兴，自己买啤酒，免费让大家喝。

第一届、第二届迷笛都在校园里折腾。那时，没人敢让一群人在外聚众折腾。

对纳粹标志说NO

2004年是迷笛音乐节的一个转折点，地下演出形态的摇滚音乐会被局部接纳了。

10月份，先是海淀公园主动找到我，说，来海淀公园搞吧，我特兴奋，但最后公安局没批。一般做大型活动，公安方面有最后审批程序。实际上，在第一道关，就是文委那关就没有答应。大家对露天摇滚音乐节没有概念，不知道深浅。

后来，国际雕塑公园（石景山区）来找我们，我们就过去了。这是第一次迷笛音乐节到公众场地做。那时，文化局方面给迷笛音乐节批文了，这也是第一次拿到民间办音乐节的批文。

但后来居民告我们扰民，说要第二天喊停，乐队、现场的几千观众就静坐。我跟公安，还有石景山区领导、附近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协调，说你不让搞，观众都不走了，事情会闹大，最后磨了两个小时，讲通了，条件是晚上七点钟必须结束。公安局的批文最后也没拿到，我们还是演了，也没有受到处分，等于是默认了。

2005年，海淀公园再次邀请我们，直到演出前一天，公安局的批文才下来。

我们很正面地去和他们沟通。他们说，观众都要坐着看，以前室内音乐会，没有说站着看的，站着不安定因素多。后来我开玩笑说，1949年毛主席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你干嘛还让我们坐着看演出。要是坐着，现场这么多把椅子，反而会影响疏散。

后来又说，不让卖酒。我说必须卖酒，但我们不卖烈性酒，像国际标准一样，一个节日应该有啤酒，中国人喝完酒闹事的很少，喝完酒自己都微醺了，心情会更愉快。我说用纸杯盛酒不会有问题。

他们又说，会不会有吃毒品、吃摇头丸什么的。我说吃摇头丸一般是在持续不断的音乐中，比如电子音乐，他们可能会吃了越来越High，但是摇滚音乐会一首歌三四分钟，演一首就停了，吃摇头丸的要是没音乐，反而会不舒服，不够刺激，也不符合他的兴奋周期。

我们还搞了个跳蚤市场，不仅是公安，海淀公园的门卫，还有工商方面都来查。我就劝说他们，如果你到现场，有几百个摊贩你去收，你犯了众怒怎么办？我帮你们去查。

但有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没收，就是纳粹标志。最早有些傻帽青年去卖那种红的纳粹标志，我说这个坚决不行。第二天，那小孩又来了，在纳粹标志上划道黑线，说表示对纳粹说NO，我说行，那可以卖。

我尽量让他们放心。他们开了七八次会，也面谈了好多次，最后没有否决迷笛音乐节的理由。这都是我们自己争取的。

作者：《南方周末》编辑部 出版：上海书店出版社

就怕万一

如果让我从头再来一次，我一定不搞音乐节了，太累，耗体力，耗心。

2008年奥运期间，迷笛音乐节本来计划是5月份举行，我们定了三十支国外乐队，六十支国内乐队，希望让全世界人能看到中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海淀区文化局还给了迷笛五十万元创意产业扶植基金，这个资金也是在年初就批了，2007年年底，海淀区文委也早早就批了2008年迷笛音乐节的许可，一切都很顺利。

临到音乐节前的十几天，4月20日，有关方面给我打电话，说研究来研究去，还是先暂停吧。因为我们请的外国乐队中有法国的，当时国内抵制家乐福的事件已经闹得很大了，有关方面怕万一有人一激动，把法国乐队打了怎么办？诸如此类的可能性，他们分析了七八种。

演出前六天，海淀公园的门已经锁死了，想运设备都运不进去。

当时有一半以上的乐队都订了机票，退不了，所以五一期间他们都来北京了，我们就在学校里做了一个校园音乐会，十二支国外乐队和一些中国乐队演了三天，算是对观众的一种补偿。因为进校园了，不卖票，大家都特舒服，特尽兴，当然规模就压缩得很小，只有两千人。

给警察敬礼

我们真正跟政府合作办音乐节，是从2009年10月的镇江迷笛音乐节，接着各地政府也开始了。镇江的文化局长邀请我把迷笛带到镇江。

局长2005年的时候来过北京，来过现场，他知道迷笛音乐节，所以心里基本有数。他说得很明确，说除了喜欢崔健，其他的都不听，但他知道这是年轻人的文化，年轻人喜欢。

文化局一直很支持，但是镇江公安方面特别紧张，到演出前两天，批文还没有拿到。

我给文化局长发短信，他说一定搞。我就鼓励他，你会创造历史的。他回了四个字：“就这么说。”意思是就这么干吧。

最后，镇江市委宣传部长表态支持，演出前两天，我们终于拿到了批文。

公安局就开始跟我们不断开安全协调会，我说你用搜索引擎去查，迷笛音乐节没有任何打架新闻。

第一天简直是如临大敌，镇江从来也没有举办过这样的大型活动。我的安全总监几乎是隔一会儿就叫我去安全指挥中心，问我怎么办，现在这个情况对不对。你能想到的领导都在现场，都很紧张。

但是后来大家都特别高兴，他们真没想到迷笛的观众素质这么高，迷笛的观众也说镇江的警察万岁。

我们的露营区在一个山坡上，有一个三十度角的土坡上去，下雨以后，土坡就变成泥了，很滑，警察就站在土坡两边，每隔一米站一个警察，扶着露营区的观众从土坡下来，这手扶到这，接手扶的就是下一个警察。音乐节完后，在镇江的夜市，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喝酒狂欢，警察来了，他们就给警察敬礼，特别和谐，我觉得那是音乐节的一种极致，就是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

政府非常尊重我们的选择，给了我们一百万元，一切都是我们来做，没有任何限制，局长说了，在北京怎么弄你就给我照着在镇江怎么弄，我说行。政府帮助做场地周边的围栏搭建，乐队的接待、食宿都是由他们来管理。我们合作得挺好。

所有的做好了，剩下的就让大家去快乐。

（原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9月30日）